【反思1968】殷之光|阿拉伯視角下的“長六十年代”

保馬2018-07-24 19:02:39


編者按

在國際關係史裡,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歷史往往被視為西方列強對“全球秩序”的塑造史,這源於工業革命以來逐漸形成並且固化的西方視角;如同作者在文中提到的1967年“六日戰爭”案例,人們習慣性地關注美蘇超級大國的溝通與協調,卻忽略了兩國很難對事件產生影響的史實,這種歐洲中心歷史敘事對我們理解現代世界秩序和國際關係帶來很多弊端。正因如此,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基於反帝反殖民的訴求,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開展了一系列針對西方帝國“全球治理”的“反叛”運動。本文以阿拉伯世界為關注點,作者用嚴謹的史實和細緻的邏輯分析為我們解讀了“潰敗”“挫折”等西方學術體系的說法造成的阿拉伯人對自身歷史敘述的阻礙,以及之後阿拉伯地區作為全球“不可治理者”的一部分,以暴力鬥爭的形式,向美蘇主導的治理邏輯發起挑戰的過程。這提醒我們,絕不能一味順從西方大國的政治邏輯去認識歷史,而是應當把它們放在一條民族主義的線索中去。對於大國秩序的反叛(insurgency)本身也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動,是一種世界秩序。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只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理解其行動的意義,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國際主義共識才成為可能;20世紀中葉以來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展現出是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普遍主義社會理想圖景,其中孕育著的,也許正是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


本文原載於【澎湃思想市場】,感謝澎湃授權保馬推送。




反思1968


“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
阿拉伯視角下的“長六十年代



文|殷之光(英國埃克斯特大學助理教授)



冷戰緩和與

全球“反叛”


1967年6月9日,就在“六日戰爭”爆發4天之後,約旦和以色列都接受了聯合國的緊急停火協議。此時,以色列已經佔領了約旦河西岸的全部地區,並開始發起對敘利亞邊境格蘭高地的進攻。6月10日一早,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給美國總統約翰遜發去一封電報。電文中表示,“過去幾天事態的發展迫使我與您取得聯繫”。如果中東的“軍事行動不在幾個小時之內結束”,那麼蘇聯便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而這會直接導致“我們之間的衝突”。柯西金還暗示,美蘇之間的衝突對“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力量來說將會是一件大好事”。約翰遜回覆表示,當天早上已經收到以色列方面同意停火的消息,並希望蘇聯也能夠與敘利亞政府進行溝通,促成停火。美國東部時間6月10日上午11點31分,柯西金髮送了最後一條“熱線”信息。提出雙方應當繼續保持聯繫,討論停火之後撤軍問題。11點58分,約翰遜回覆,希望雙方未來的磋商能夠關注“推動世界範圍內的持續和平”(the achievement of lasting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在今天的冷戰史敘事裡,約翰遜及其內閣在“六日戰爭”前後展開的美蘇外交溝通逐漸獲得冷戰外交史研究者的注意。一些討論者提出,從1963年至1968年間,約翰遜內閣圍繞著越南問題、六日戰爭以及核軍控三個問題與蘇聯進行的溝通,基本上構成了後來冷戰“緩和”時期國際秩序機制的框架。併為後來的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積極推動美蘇合作,促進冷戰“緩和”的形成打下了重要基礎。這些討論幫助我們認識了冷戰“緩和”的基本特性。作為冷戰歷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冷戰的“緩和”體現了一種通過大國協調來管理世界事務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使得這些“大戰略”成為可能的則是一系列傑出戰略家的精巧設計與運作。作為外交與政治史的英雄,這一系列傑出的個體超越了時間與空間,成為了歷史敘事的主體。


然而,冷戰時期國際秩序的構成是否是“治理”的結果?約翰遜與柯西金就“六日戰爭”進行的溝通無疑可以被視為一次全球性的行動,它表現了冷戰“緩和”這一宏大秩序敘事背後傳達的“全球治理”秩序觀的基本理性。這種敘事默認在全球秩序形成過程中,大國/霸權所扮演的作用是決定性的。而大國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則是通向全球有序理想的唯一途徑。所有對這種治序的反動則被視為是需要被規訓的“反叛”(insurgency)。大國/霸權平復或是消解這類“反叛”的能力則成為國家理性最有力的註腳。然而,如果我們返回到1967年戰爭的現場,審視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針對這一事件進行的“治理”活動,便很容易能發現這一敘事背後的漏洞。實際上,對美蘇兩國來說,這場戰爭完全出乎意料。法瓦茲·吉爾格斯(Fawaz Gerges)的研究甚至更加直白地表明,兩個超級大國毫無影響1967年阿以戰爭的能力。如果單純從治理與被治理的關係去理解“超級大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簡單地以強權邏輯來理解國際關係的發展,僅關注具有政治、經濟及軍事“影響力”的“大國”,而忽視“小國”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與政治主體性,那麼我們便無法真正理解現代世界秩序構成歷史以及國際關係發展動態中的複雜性。




反叛的另一種形式來自國家內部。在“全球六十年代”問題意識框架內,諸如美國反越戰示威、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包括“五月風暴”在內的一系列歐洲學生運動等都受到極大關注。對這類事件的分析通常被放在“全球六十年代”的脈絡裡。這一研究興趣起始於對1968年前後席捲歐洲的學生運動及其歷史影響的關心。這類研究從歐洲中心的角度出發,將歐洲各國的學生運動視為“社會組織與政治行動的新形式”,並採用激進甚至暴力的方式對抗各類“權威”。通過這個脈絡展現出來的1968年具有幾個關鍵的特點。一方面,它被視為一場超越國家、超越意識形態陣營的“全球”性運動。另一方面,其政治結果卻被侷限在西方民主政治敘事內部,成為“社會的覺醒”(awakening of society)與“國家的危機”(crisis of the state)的標誌。也正是在這樣的邏輯下,歐洲1968年學生運動所代表的左翼社會主義政治訴求的失敗,開啟了“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復興。而美國反越戰及黑人民權運動則成為以個人解放和身份政治為中心的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的開始。在這個脈絡裡,1968年被作為一場“震撼了世界”的左翼“人本主義”(humanism)運動融入了西方主流的歷史與政治敘事中。


支撐這一理論立場的是對“全球六十年代”的歷史敘事。1968年作為這一敘事的原點,被視為一個“奇蹟年”(annus mirabilis)。對其全球性的記憶圍繞著學生運動、知識分子的毛主義(Maoism)熱情、包括毒品與搖滾樂在內的反文化湧現、性解放、以及國家暴力等關鍵詞展開。這一系列行動被冠以“激進主義”(activism)的名頭,至今影響著人們對於社會抗爭與反抗運動的想象。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對這場“全球”性運動的歷史分析,其原點與思想及社會動力卻都來自“巴黎-伯克利軸心”(Paris-Berkeley axis)。這就將對1968年的分析限制在了一個經典的西方左翼知識精英敘事的體系內。在這個“漫長的六十年代”中,似乎所有第三世界的政治變遷都因為1968年歐洲學生運動的出現,由於福柯、薩特、阿多諾、列斐伏爾等西方左翼知識精英的言說而“獲得”了被歷史敘述的權利。不可否認,物質層面的現代化與技術的發展使得作為“學生激進運動”1968年記憶獲得了普遍性。這一點實際上在一份提交給羅斯托的中央情報局戰略報告中也得到了確證。這份提交於1968年9月的報告認為,“青年持不同政見者……是一種全球現象”,其產生源自於“通訊技術、交通的革命,以及全球性的社會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震撼世界”的1968“奇蹟年”,其普遍性實際上是一個倒敘的結果。1968年學生激進主義運動的產生與傳播依託於全球化這一毋庸置疑的物質性劇變。左右這一物質劇變的所有關鍵性事件都發生在歐洲/西方歷史內部。
因此,雖然與1968年相關的絕大多數歷史事件都集中在西方內部,學生“激進運動”及其所隱喻的個性解放與反抗權威的理想,則取代了20世紀上半葉的共產主義運動,成為了全球化時代“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概念的所指就在2018年五月份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蘇哈拉·哈薩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開宗明義地指出了1968年曆史敘事的西方中心性質。他強調,1968年在“西方想象中佔據了特殊的位置”。


福柯也曾經對這種歐洲中心的歷史敘事做出了這樣的批判,他強調,“與其說是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不如說是1968年3月發生在第三世界的諸多事件改變了我”。他進一步回憶了他在突尼斯期間目睹學生運動與哈比比·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政府之間嚴酷的衝突。這一經歷令福柯意識到,在這種無私且純粹的“犧牲”面前,一切理論都是次要的問題
福柯對第三世界的“發現”無疑極大地豐富了其理論的內涵,並使得他不得不嚴肅地開始思考“實踐”(praxis)與哲學理論思辨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這種毛澤東式的理論問題在第三世界鬥爭實踐中的意義。

巴黎“五月風暴”




從阿拉伯世界“反帝”鬥爭

理解六十年代


發生在廣大第三世界內的政治實踐及其歷史本身,可能並不需要通過西方知識精英的“發現”來獲得其歷史與政治主體性。將視野擴展到更廣闊的歷史時段與地理空間,我們便能發現,令福柯感到無比震驚的突尼斯學生遊行更應當被放在一個第三世界漫長的反帝反殖民鬥爭脈絡中去理解。 1968年3月,突尼斯爆發了一場反政府遊行。遊行的起源則來自於1967年。1967年6月5日,就在阿以六日戰爭剛剛爆發的當天,《突尼斯視角》(Perspectives tunisiennes)的領導人之一穆罕穆德·本·熱奈特(Muhammad bin Jannat)組織了一場反對英美對以色列支持的遊行,並遭逮捕。很快,本·熱奈特被判處長達20年的刑期。該判決立刻觸發了突尼斯國內的抗議活動。到了1968年3月15日,一場更大規模的學生罷課活動在突尼斯境內展開。抗議主要針對布爾吉巴政府治下日益增多的學生犯問題,並要求釋放包括本·熱奈特在內的所有被捕的社會活動人士。到了5月1日,礦工也加入到了抗議活動中。福柯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目睹了突尼斯的抗議活動。


《突尼斯視角》創刊於1963年,是突尼斯左翼學生組織社會主義研究與實踐小組(le Groupe d'études et d'action socialiste en Tunisie)的機關刊物。1964年,改組織將工作中心從巴黎轉移到了突尼斯,並在突尼斯大學中取得了影響。《突尼斯視角》上的文章傾向展現了一種泛左翼的特點。突尼斯社會主義憲政自由黨(Parti socialiste destourien)、托洛斯基主義者基爾伯特·納徹(Gilbert Naccache)、突尼斯共產黨、甚至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等都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1967年抗議活動的發起人本·熱奈特則是一名宰圖納大學(Al-Zaytuna)的學生。在布爾吉巴時期,宰圖納大清真寺及其下屬宰圖納大學則被認為是突尼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大本營。這些思潮看似互不相關,但是在中東地區的語境中,反帝與反殖民的共同政治訴求則成為連接這些思潮,並確立它們“泛左翼”色彩的關鍵動力。因此,與其將這場運動看作是全球學生“激進運動”的一部分,不如將其放在一個更廣泛與漫長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運動的線索中理解更為合適。


這種從第三世界反抗帝國主義行動中體現出的歷史主體性可以與19世紀初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在全球擴張的歷史呼應。在今天的國際關係史中,後者的歷史被視為一種西方帝國對“全球秩序”的塑造歷史。然而,這種敘事邏輯容易讓我們忽略一個事實,在這種秩序井然的“全球治理”實踐之外,對於秩序的反叛(insurgency)同樣也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動。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群“不受治理者”(the ungovernable)的反抗視為是國際事務無政府狀態的表現。然而,我們無法忽視在這種反抗過程中,第三世界在知識、政治乃至歷史敘事方面,都表現出了強烈的自覺意識。並且,在這種反帝反殖民的鬥爭歷史脈絡中,我們還可以清楚地發現在被殖民(或者被半殖民)的地區,多種來自被壓迫地區內部的思想與政治資源被積極調動起來,迴應著帝國的霸權秩序。而隨著殖民與帝國主義霸權表現形式的變化,以及技術與物質全球化的進程,在被壓迫地區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也變得更為普遍,其社會影響範圍也隨之加大。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時,在廣大“不受治理者”之間所形成的關聯,以及他們在制度、經驗、情感等方面進行的實質性交流構成了“全球六十年代”進程中一股重要的建設性力量。這種“不受治理者”在世界全球化進程中自主的交流與聯合,則構成了20世紀下半葉“國際主義精神”的另一層重要內涵。與前文所描述的那種被學生“激進運動”歷史敘事所規訓的“國際”或者是“世界主義”(globalism)不同,如果將歷史敘事重心轉向來自被壓迫者的國際主義認同,嘗試展現其行動上諸多超越種族、階級、文化與國界的特性,那麼這種從全球史角度出發,對“不受治理者”們歷史與政治的敘事甚至能夠進一步吸納西方內部“學生運動”,並能呈現出這類“學生運動”中反對不平等、面向人類解放未來的重要面向。


理解這種“不受治理者”們的反抗活動及其全球性,必須跳出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雖然,我們很難從19世紀初開始湧現於世界各地的“反叛”中看到任何制度的共性。但是,在這類反抗的政治行動中,反抗者們不但對全球的霸權秩序做出了現實的挑戰,更在理論層面對自身傳統資源以及各類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進行了梳理與闡釋。進入二十世紀,這種全球性的反帝反霸權運動隨著共產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開始逐漸構成一個相互勾連的情感乃至組織的網絡。借用霍布森(John Hobson)的概念,這種在“不受治理者”之間形成的“共時感”(simultaneous sympathy)同樣也為世界秩序的現代構成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性”(new element of sociality)

宰圖納大清真寺




我們可以發現,那種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並推動一種國際秩序的態度本身便是一種全球的霸權邏輯。這種霸權的存在也造就了“不受治理者”們抗爭活動的國際性。在1968年7月23日會見越南黎清毅副總理率領的越南政府經濟代表團時,周恩來回憶1965年會見柯西金時的情形。他提到,當時柯西金提出“要搞一個聯合行動,把我們拴起來”。這種“什麼都想控制住”的心態,結果就是“造成對立”。儘管在不同地區,“對立”的結果與內在邏輯各有不同;但從更廣泛的全球史角度出發,正是在這種對自上而下的治理邏輯進行對抗的過程中,來自第三世界的反抗運動之間構成了一種互相間的共時體驗。


從第三世界反抗的歷史出發去理解二十世紀國際秩序的構成還能幫助我們理解帝國主義霸權秩序本身的內在差異。與今天“全球治理”的邏輯相對應的是霸權國家“支配世界”(world dominance)的想象。“治理”邏輯將世界秩序視為全球精英團體與階層之間社會性的多極互動結果,其等級觀念反映在階級層面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
。“支配”(dominance)邏輯在國際秩序層面則體現了一種19世紀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沙文主義秩序觀念。隨著冷戰的結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開始在這種強權“支配”的意義上去理解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全球性影響。“帝國主義”的內在豐富性進而也被簡化為超級大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冷戰之後從這一邏輯出發描繪的美國“一超獨霸”及其對世界的“支配”,很大程度上回到了20世紀初考茨基式的“超級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命題。在考茨基的敘述中,帝國主義秩序的內在矛盾被徹底消解,因而革命性的鬥爭也被簡化為一種,即針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在這種教條化的革命觀念影響下,世界各個角落不同形式的反帝鬥爭——特別是民族獨立鬥爭——的革命價值與合法性則被徹底否定。


實際上,無論是世界秩序的“構建”還是“支配”敘事都呈現了霸權邏輯對世界歷史與現狀的規訓。這種高度修整過的歷史抽象把複雜的世界秩序變遷歷史簡化為霸權的更替與精英主義的設計。在今天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中,西方世界內部的1968年運動傳遞了一種強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代”的浪漫主義想象。然而,對廣大的第三世界來說,1960年代的歷史卻很難從這種浪漫主義的線性敘事中展開。阿里夫·德里克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所謂1968年的標誌性僅僅對第一與第二世界產生意義。而1968年得以出現的重要前提則是舊的殖民霸權秩序、資本主義以及新興的以蘇聯為主要代表的社會主義在廣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機。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機使得第三世界內部的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轉機與新的發展。因此,與其將“漫長的六十年代”視為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段,不如將其放在一個更加漫長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歷史中去理解,並從這一歷史進程中尋找其內在邏輯。




歷史長脈絡中的

阿拉伯民族主義


對於阿拉伯世界來說,1960年代影響了集體歷史記憶與社會政治進程的關鍵事件是1967年的“六日戰爭”。在傳統的歷史敘事中,1967年的關鍵意義是被倒敘出來的結果。許多研究者們習慣從1968年出現於幾個阿拉伯國家的學生抗議運動談起,並將這些抗議活動的原因歸結為1967年“六日戰爭”失敗後席捲阿拉伯國家的幻滅與反思情緒。在這個框架下,1968年的阿拉伯學生抗議運動被視為是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特別是納賽爾主義及其國家的反抗。戰爭的失敗令阿拉伯世界知識分子產生了兩種傾向,一種屬於納賽爾主義的堅定信仰者,他們將戰敗視為暫時性的“挫折”(النكسة‎ ,Naksa)。這一“挫折”瓦解了阿拉伯地區的一體化進程。而造成這一結果的唯一原因則是外來的“帝國主義”及其在該地區的代表——以色列。


另一種思潮則從文明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戰敗揭示了阿拉伯世界文明的內在問題,是一場徹底的“潰敗”(هزيمة,hazima)。在阿爾伯特·胡蘭尼(Albert Hourani)看來,相比戰爭勝利而言,戰爭的失敗更能引起人們更深入的反思。對一些阿拉伯知識分子來說,這種反思的直接結果是對自身文化傳統以及在這一傳統基礎上建立起的宇宙觀、秩序觀的動搖。這種打擊由於1950年代納賽爾主義帶來的阿拉伯民族自信高漲而顯得更為痛苦。對諸如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這一代世俗化但卻持文化保守主義態度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來說,1967年戰敗的屈辱體驗,更直接成為他們反思乃至批評納賽爾政府與納賽爾主義的助燃劑。一些在西方學術體系內成長並發展起來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則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意見。法阿德·阿賈米(Fouad Ajami)便認為,1967年的失敗揭示了“阿拉伯人在計劃、發展以及統一行動方面的無能”。在阿賈米對納賽爾泛阿拉伯主義的否定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的影響。這種否定從本質主義的角度出發,將納賽爾政府政治的失敗歸咎於“阿拉伯文化”的整體性問題。自七十年代以來,持這種失敗主義情緒的阿拉伯知識分子並不在少數。相應地,伴隨著這種從文明論邏輯出發對“阿拉伯文化”的徹底否定,也進一步掩蓋了阿拉伯世界內部的多樣性。“阿拉伯”從一個包含了多個部族、多種宗教的地理概念,轉變為本質主義的“伊斯蘭”的代名詞。這既是一個殖民宗主國文化帝國主義的結果,也是持這類觀點的阿拉伯知識分子們自身伊斯蘭文化帝國主義敘事的表現。


近些年來,一些阿拉伯知識分子開始對這種冷戰時期形成的敘事邏輯進行反思。亞辛·哈吉·薩拉赫(Yassin al-Haj Saleh)強調,
無論是“潰敗”說還是“挫折”說,實際上都阻礙了阿拉伯人對自身歷史的敘述。這種將1967年視為一種阿拉伯世界歷史發展斷裂的看法,不但遮蔽了阿拉伯世界歷史內在的延續性邏輯,更阻礙了人們深入理解1967年戰敗的原委。事實上,1967年阿拉伯知識分子對納賽爾主義的批判乃至否定可以被放在一條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線索中去理解。這種在19世紀殖民帝國主義背景中生長起來的思潮不單融合了阿拉伯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伊斯蘭文化傳統的反思,也反映了他們從阿拉伯世界內部出發,對民族特性、伊斯蘭傳統、現代化、以及社會平等與正義問題進行的追問。我們不能將阿拉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單一的思潮。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政治力量,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倡導者們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社會語境下所做出的思考不但互不相同,有時甚至互相矛盾。

1967年6月7日,一名在糞門前被狙擊手襲擊所殺的男子




如果我們可以從一個長的歷史時段去理解阿拉伯民族主義便能發現一些關鍵的主題。從19世紀開始,對於“阿拉伯意識”的挖掘始終佔據著知識分子討論的重要位置。這種對民族意識理論興趣的產生與當時全球性的殖民秩序擴張密不可分。類似伯納德·劉易斯這樣的西方觀察家們從西方歷史中心主義的角度出發,將19世紀以降,左右阿拉伯知識分子思考並發展“民族主義”討論的根本動力歸結為“在民族國家政治框架內尋求政治現代化”的願望。這個論斷裡體現了兩個關鍵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前提,首先,它假設了“民族國家”這種政治組織形式的普遍性,並將歐洲歷史中形成“民族國家”的歷史背景與理論動力推廣至非歐洲地區;另外,它又在這個同樣的語境中假設了“現代化”的普遍必然路徑與歷史發展目標。然而,在歐洲歷史之外假設“民族國家”與“政治現代化”的邏輯關聯是危險的。對阿拉伯知識分子而言,傳統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迅速衰落是他們面對的基本政治語境。但這一語境的存在並不必然導致他們對西方中心式的“政治現代化”,特別是這種現代化的發展道路產生天然認同。因此,在面對歐洲霸權秩序興起的壓力與本土政治秩序衰落的前提下,如何定義並面對“傳統文化”,如何處理“傳統”資源與當下政治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如何理解民族或文化歷史的斷裂與延續,這些基本構成了知識分子討論“阿拉伯意識”問題時的基本緊張感,這也構成了廣義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歷史的基礎。


如何從分裂到統一,如何實現復興並建立整體性的世界秩序,實際上是這場漫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的一個核心問題意識。作為這場思潮的政治表達,無論是泛伊斯蘭主義、納賽爾主義、自由軍官運動以及復興黨的出現都能夠在這條線索中尋找到位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67年戰爭失敗給納賽爾以及納賽爾主義帶來的衝擊並不能被簡單地視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危機,而更應被理解為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又一次走上不同方向的政治契機。在1965年3月23日會見敘利亞外交部部長哈桑·穆拉維德一行時,毛澤東將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國家主要政治任務表述為兩點,即“第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國家。”也正是在這種根本的認同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以及所有受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國際主義共識才成為可能。




不可治理者的

“國際秩序”


就在“六日戰爭”爆發之後一天,在1968年6月6日的《參考消息》上刊載了一條不起眼的消息,消息援引黎巴嫩《安瓦爾報》(Al-Anwar)當年五月十九日的每週增刊上刊載一篇署名文章,文章作者說:“我在上星期的增刊中在我的專欄裡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誰把這本書捐給敢死隊?》,我所指的這本書就是《游擊戰》,它是著名的解放大師毛澤東提供的簡單而切實可行的指南。”文中還提到,一個名叫“賽義德·拉齊姆·薩迪克”的人在看到了這篇文章之後,第二天就給《安瓦爾報》的主編寄去了一千黎鎊的支票。薩迪克還表示,“這筆款中的五百黎鎊是撥作購買這本書的……其餘五百黎鎊應交給人民陣線的戰士作為解放巴勒斯坦之用。因為我們相信這本書同子彈有著密切聯繫”。毛澤東《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最早在1968年5月被一名科威特作家納吉·瓦什翻譯成為阿拉伯文,題為《游擊戰爭的基本策略問題》,並在貝魯特先鋒出版社出版。《參考消息》在1968年5月7日的報紙中對這一消息做了編譯報道。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這樣的消息可能很容易被視為是 “輸出革命”的表現,並以此來批判新中國20世紀60至70年代中間的“非理性”外交。然而,當我們回到1960年代的歷史現場,便可以發現在全球範圍內這種以激進行動挑戰帝國主義秩序的現象實際上普遍存在其廣泛性更難讓人相信這是一種自上而下單方面“輸出”的結果。在阿拉伯世界,隨著埃及在“六日戰爭”中的失敗,納賽爾主義提供的阿拉伯世界復興與統一方案受到巨大挑戰。在這種對納賽爾主義普遍的失望情緒中,左翼激進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提供的解決路徑開始逐漸獲得影響。當然,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1967年的“六日戰爭”視為分水嶺,並簡單地認為在這之前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僅有納賽爾主義者的聲音與活動。從《參考消息》刊登的那兩則消息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就像南美的反帝革命者們一樣,阿拉伯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們在“六日戰爭”之前便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產生了興趣。正如納吉·瓦什在《游擊戰爭的基本策略問題》前言中說,這本書是“一個行動指南”、是“獻給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戰士的”一本“有實用價值的書”。當然,毛澤東本人在晚年也特別強調傳到外國的“毛主義”其實“恐怕跟我們不相干”。周恩來也在1971年接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時表示,“革命是群眾的行動”,闡明中國黨和政府“不贊成搞暗殺行動”,而是需要“依靠廣大群眾”的游擊戰爭思想。但是,對當時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來說,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與游擊戰理論的實用性都是極具吸引力與現實意義的內容。


自1960年代起,阿拉伯世界對於遊擊鬥爭的熱情主要集中在兩個地區,即阿爾及利亞的反法獨立鬥爭,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的針對以色列的鬥爭。在這兩場鬥爭中,都存在著左翼激進主義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相結合的色彩而由於阿拉伯世界左翼政黨的精英主義色彩,以及缺少必要的社會土地改革政策方案,伊斯蘭主義憑藉其深厚的群眾基礎,總能取得最後的勝利。2011年所謂“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方向也可以被放在這一歷史脈絡中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1967年的意義對阿拉伯地區乃至整個世界歷史發展的關鍵影響在於納賽爾主義的衰落與伊斯蘭主義的興起。在“六日戰爭”之後,以國家為中心的反帝鬥爭一蹶不振。類似於法農(Frantz Fanon)那樣用歐洲語言寫作,從社會經濟與文化批判角度出發對殖民主義及其霸權的反思,開始逐漸讓位於諸如阿卜杜·阿齊茲·阿迪力(Abd al-Aziz al-Duri)、阿里·胡西尼·卡布梯利(Ali Husni al-Kharbutli)等這類在埃及、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地區工作並用阿語寫作,嘗試從伊斯蘭思想內部尋找復興資源的阿拉伯學者。與之相呼應的是以伊斯蘭為調動模式的群眾游擊戰爭開始在阿拉伯地區大規模興起。


最後,再回到本文開頭談到的“六日戰爭”。隨著阿拉伯國家戰敗以及蘇聯在1960年代與美國關係調和的影響,阿拉伯地區原本緊隨蘇聯步伐的共產黨與社會主義政黨也開始出現了根本的轉向。他們作為全球“不可治理者”的一部分,以暴力鬥爭的形式,向美蘇主導的治理邏輯發起挑戰。諸如喬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以及納伊夫·哈瓦特邁(Nayef Hawatmeh)等在巴勒斯坦地區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領導人開始強調要擺脫蘇聯影響,從伊斯蘭本土資源與阿拉伯地區社會經濟狀況出發,發展起一套適合自身的鬥爭策略。這類阿拉伯新左翼(Arab New Left)思潮提出 “革命暴力”是“敵人唯一理解的語言”。在“六日戰爭”之後阿拉伯地區的整體政治環境下,通過游擊戰爭進行暴力革命的需求越來越有群眾影響。這也使得阿拉伯地區的馬克思主義左翼政黨從行動上與伊斯蘭主義組織越來越難以區分。而在群眾調動方面,兩者的差別則更小。這一點從1967年8月法塔赫(Fatah)發行的14本宣傳冊子中便能略見端倪。在這些冊子中,除了有題為《如何發動人民武裝革命》、《革命與通往勝利之路》等充滿游擊戰爭意味的小冊子之外,還有一些小冊子直接向中國、越南、古巴革命致敬。

1968年5月——一場長期鬥爭的開端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全球政治語境下,中國對於自身屬於“第三世界”的認識無疑站在“不可治理者”的角度,傳達了對霸權主義全球秩序的尖銳批判。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在全球“中間地帶”擴張,其目的同“反華的性質一樣”,都是“想控制世界”因此,在“中間地帶”進行的聯合,與整個世界反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目標是一致的。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在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桑穆加塔桑時,毛澤東進一步總了對阿拉伯民主主義反抗運動的理解,以及對其內部出現的大聯合態勢的希望。他認為,這種發生在地中海和中近東目的在於爭奪石油利益的局部戰爭,使得英美帝國主義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阿拉伯國家可以通過封鎖蘇伊士運河、截斷運油管道的方式,對帝國主義進行嚴重的打擊。也正是在這種戰爭進程中,“阿拉伯國家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僅是埃及、敘利亞這些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甚至包括沙特、約旦在內的“老殖民地國家”都開始團結起來,用聯合的方式來進行鬥爭。


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大會上正式以1514號決議,從當代國際法的角度,給予了殖民地人民獨立運動鬥爭以合法地位。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承認殖民地人民爭取自由的行動是一項“基本人權”。
這一在當代國際法秩序形成過程中的鬥爭是在第三世界展開的。然而,這一歷史過程卻被當代冷戰史敘述所忽略。同時,這一斗爭並未隨著國際立法行動而結束。相反,人權宣言所傳達的平等意義則是在二戰結束之後開始的第三世界獨立鬥爭中才真正獲得實質性內涵。1960年代開始的全球激進反帝運動則是這個漫長曆史中的重要一環。這種在暴力革命基礎上構成的國際主義思想與組織互動反映了1960年代全球反帝鬥爭的基本特點。在這個“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中,雖然各自的訴求與對世界未來秩序的認識各有差異,但是通過這種全球性的互動,全球各地各階層中間反對帝國主義霸權,尋求國內與國際關係平等秩序的訴求構成了一種重要的且富有希望的世界性體驗。


在這個全球性的互動中,來自歐洲的學生“在鬥爭中相互支持”,諸如塔裡克·阿里(Tariq Ali)這樣身處歐洲但卻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領袖們通過聲援越南、中國,批判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行動,對西方陣營內部以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政策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尖銳批判。而來自第三世界的武裝鬥爭,則在戰略上成功地將將美國“釘在樁子上”。
這種從第三世界角度出發對全球歷史敘事的再詮釋,其意義是希望藉此來反觀我們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侷限性,以及這種世界觀背後歷史性的生成機理。從那些“不可治理者”的反抗中,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今天影響我們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強者邏輯是否是一種無可替代的唯一真理。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並不是對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簡單重複。其歷史意義更體現在一種面向未來的,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在這一時刻,與這種民族獨立運動進程相伴隨的,更是一種試圖超越民族國家,尋找世界普遍主義原則的嘗試。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極為豐富的普遍主義世界理想圖景。圍繞著這諸多普遍主義圖景進行的政治實踐,則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二十世紀獨特的世界秩序。同時,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新生時刻,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也在這諸種普遍主義圖景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動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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