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貝萊|誰是薩米爾·阿明?

保馬2018-08-17 22:49:24

編者按:

 

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活動家、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薩米爾·阿明先生於2018年8月12日逝世。本文原載於《薩米爾·阿明:致力於解放南方的有機知識分子》,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活動家薩米爾·阿明的家庭情況、求學生涯、社會活動經歷以及主要思想。題目為編者所擬,感謝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保馬發佈!



薩米爾·阿明簡歷[1]


登巴·穆薩·登貝萊/

王立秋/

 

 

薩米爾於1931年出生於埃及,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是法國人。他的父母都是醫生,資產階級出身,但他們並不反動,他說。他的母親來自一個堅定的雅各賓派家庭,而他的父親,則是一名左翼“華夫脫黨人”,即,信奉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但他信奉的現代主義的民族主義,從文化上說,並不反歐洲。

 

薩米爾在埃及的法蘭西中學(LycéeFrançais)完成他的初、中等教育,對於這個地方,他有著美好的回憶。根據他的回憶,這個機構文化水平很高,並充滿了非常進步的觀念。他說,關於埃及的歷史,他在那裡學到的,比埃及人在埃及學校中學到的東西更多。他上中學的時候,正是二戰期間。在這個時期,法蘭西中學的埃及學生(他們代表一個顯著的少數),是極其政治化的。他們分為兩派,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後者有點反英,儘管也不親德,更不用說親納粹了。而信奉共產主義的學生,則更加重視問題的社會的維度,他們還看到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聯,和埃及社會的階級結構。薩米爾屬於共產主義運動。

 

巴黎的高等教育

 

在於1947年取得他的第一個高中文憑(baccalauréat,法國高中會考)後,薩米爾·阿明去了巴黎。在巴黎,他當時法國最負盛名的中學之一,亨利四世中學(Lycée Henri IV)——學生們在這裡準備競爭激烈的,大學院(Grandes Ecole)的入學考試,大學院是法國最難考的學校——取得他的第二個高中文憑,專長是初等數學。接著,他又在巴黎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起初,他想學的,不是經濟學,而是物理學,根據他的老師們的評價,他很有這方面的天賦。出於這個原因,他們建議他參加數學和高等數學(math sup and math spé)的預備課程,以為高師的入學考試做準備。

 

讓他的老師們深感失望的是,薩米爾·阿明決定學經濟學。這個決定甚至促使他的老師們給他父母寫信,試圖勸他不要放棄物理學去學法律!的確,在當時,你得先取得一個法學學士學位,才能進一步學習經濟學。

 

但對他來說幸運的是,他的父母非常寬容,並決定支持他們的兒子的選擇。同時,薩米爾·阿明決定去巴政註冊。後來他說,他之所以會做這個決定,是因為他相信,這條路將給他過最接近他的激進關懷的職業生活的機會,而物理學則鼓勵他完全把他的職業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分開,因為他當時正在考慮參與政治鬥爭。

 

他出色地完成博士階段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並在1957年通過了答辯。同時,他不但取得了巴政的學位,也取得了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局INSEE(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and Economic Studies)的學位。1957年,阿明在完成學業後,立刻回到了埃及。

 

政治定位

 

薩米爾·阿明認為自己是“政治的動物”,他不可能把他的智識道路、他的思想,和他的政治鬥爭和決定分開。在青春期的時候,他很早就定義了三個在他看來,密不可分,作為他的整個智識的、和政治的進路的基礎的立場。他的第一個立場是拒絕他在埃及社會中,在自己周圍看到的一切社會的不義。他見證了工人階級的悲慘,和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特有的傲慢、富裕和浪費之間的驚人反差。這個拒絕,是他的社會反抗的起點。

 

其次,二戰的語境,也在他的理念的起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採取了反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堅定立場。他拒絕一些認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並因此而認為大不列顛的敵人就是他們的朋友的埃及人持有的觀念。在很早的時候,他反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堅決姿態,就激起了他對蘇聯的同情,後者也在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覆滅上取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反對英國在埃及和該區域其他國家的支配地位的動亂,是定義他的思想的第三個決定因素。

 

不過,他的這些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在戰後不久,他在巴黎學習的時候,這些立場還進一步得到了強化。的確,他主動參與了當時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這也使他加入了法國共產黨(PCF),於是,他成為了共產主義的充滿熱情的支持者。

 

他的理念和政治立場,也深受1955年的亞非萬隆會議,和1956年埃及總統賈馬爾·納賽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件事情的影響。事實上,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還使他推遲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的答辯日期(他在19566月就做好答辯的準備了),這樣,他才能參加當時的政治動亂。1957年,他終於答辯通過,並即刻回到了埃及,在埃及,他浸入了與運河國有化、1956年戰爭、不結盟運動成立等相關的,非常緊張的政治氣候。

 

 

專業活動

 

對薩米爾·阿明來說,三方面的活動,一直是相互關聯的:經濟管理方面的工作,教學和研究,以及政治鬥爭。他認為,與純粹的政治活動,一門心思的學術活動,和只在公共部門做專家治國的工作相比,這個組合是有優勢的。

 

埃及的經驗

 

1957年,阿明在巴黎完成論文答辯後,回到了埃及,當時,他的國家正在進行廣泛的國有化。而他的第一個工作,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就是“國家行政的官僚-技術管理”工作,也即,公共部門的管理工作。這個工作,本質上就是確保國家在國有企業的董事會中得到代表。在代表國家的時候,他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在尊重計劃指導(即,宏觀經濟政策的導向)的同時,幹董事會的工作。這個經驗教會他許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把宏觀經濟的導向,翻譯為公司中的微觀經濟的政治選擇。

 

不過,這個經驗,是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發生的。薩米爾·阿明已經加入了共產黨,這點是保密的。他所在的、負責公共部門的經濟管理組織的主任,本身也是共產黨員。1959年,埃及發生了一次逮捕共產黨員(包括他的主任在內)的潮流。事後,他又在那裡工作了一年,同時依然保持著他地下的,激進的共產黨員的身份。不過,19601月,他離開埃及,去了法國。

 

巴黎經驗

 

多虧了1947年到1957年在法國學習期間的激進行動,薩米爾·阿明和共產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圈子有很好的聯繫,而事實證明,這些聯繫是成功的。他的確是法國學盟(UNEF, l’Union 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共產黨、和許多當時在法國不乏代表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比如說,像包括埃及在內的阿拉伯國家的,和亞非國家的,這些運動也接受來自越南、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加入)的激進的活動分子。

 

在這個語境中,他見了許多後來成為獨立後說法語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的人,和當時在法國很多的中東的年輕人(比如敘利亞人和伊拉克人)。

 

在法期間,他為經濟與金融研究部門(SEEF, Service des Etudes Économiques

et Financières)工作了六個月。這個經驗,對他來說非常有意義,因為在這個時候,他才真的,具體地學習了計劃語境中的宏觀經濟學。但他不想留在巴黎,他想加入一個可以讓他繼續做在政治上有用的工作的同時,尊重他深刻信念的國家。因此,在SEEF(在SEEF是他的第二個政治經驗,並且這個經驗和他先前在埃及的工作非常不一樣)之後,他選擇了馬裡,並在那裡生活了三年(1960年到1963)

 

馬裡的經驗

 

他搬到馬裡的決定,也受到了該國隨1960年莫迪博·凱他上臺而來的,新左翼的定位的影響。他在巴馬科安頓下來,擔任馬裡規劃部的專家(他通過使用“引用”來使自己遠離這個頭銜)。他和像讓·貝納爾和夏爾·貝特海姆那樣的著名法國經濟學家一起工作。薩米爾·阿明和他的馬裡同事一起負責計劃的貫徹。他在這個崗位上幹了三年,從1960年到1963年。在這第三個經驗中,他學到了許多。不過,看起來,他在埃及見證的一些錯誤,在馬裡也以同樣的方式,得到了重複,他認為長期來看,這是非常負面的。他相信,宏觀經濟學的選擇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越來越不進步了,並且這些選擇越來越不把長期的前景考慮進去。發展是為了誰?發展是為了什麼?

 

他在馬裡覺察的另一個錯誤是,那種愈演愈烈的,談論以“彌合差距”為目標的政策的傾向,因為,在他看來,在主導的系統內,“彌合差距”是不可能的事情。這種對“彌合差距”執迷,鼓勵馬裡領導人強調使增長最大化,而無視社會境況的惡化——哪怕這意味著,徹底不顧民主:不僅無視政治的民主而採取了一黨制,還無視社會的民主,也即,工人對決策過程的真實參與。這些傾向使他在三年後離開了馬裡,而這三年的實踐,對他來說一直是充滿了教訓的,刺激的經驗。

 

儘管在那之後,多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但薩米爾·阿明在馬裡的那三年,還是給當地人留下持久的印象和長久的記憶。20109月,馬裡獨立五十週年紀念還把阿明列為了榮譽嘉賓。當前的執政黨、和前總統莫迪博·凱他的政黨,也組織了不少向他致敬的典禮。公民社會,特別是前文化部長,阿米納他·德拉馬納·特拉奧雷領導的另一個馬裡論壇(FORAM)也對他表達了敬意。所有這些儀式和典禮,都表達了人們對薩米爾·阿明在獨立初期,建設這個新的共和國中做的高質量工作的欣賞和感激。


 

儘管在離開馬裡後,阿明確定地放棄了他作為“官僚”的功能,但他依然為全球南方的數個政府,和非洲的和國際的組織提供顧問服務。像中國、越南、阿爾及利亞、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這樣的國家,都得益於,並持續得益於他的反思和建議。

 

教學與研究

 

在馬裡的經驗之後,薩米爾·阿明決定,他一定要在學界工作。他出色地通過了經濟學的教師資格考試(agrégation,這個考試的競爭非常激烈),並開始在包括達喀爾大學和文森特大學(現在的聖德尼巴黎八大)在內的數個大學任教。他對八大的印象很好,他說,在1968年學生抗議後,他在那裡獲得了就深入思考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學而言,最好的經驗之一。

 

但教學,是和研究,也即,智識的生產,攜手並進的。他的智識生產,從未停止過發展,他在經濟理論、實踐的發展問題、關於反帝國主義鬥爭和支持南方國家的獨立於自主的理論等領域都有建樹。

 

IDEP的經驗

 

非洲經濟發展和規劃研究所(IDEP,Institut Africain de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de Planifcation)在薩米爾·阿明作為教師和研究者的職業生涯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紐約一些UNDP的領導人,比如說,當過十年非洲經濟委員會常務祕書的羅伯特·加德尼爾(Robert Gardnier)的祝福,或者說,甚至是合謀下,薩米爾·阿明為創造一個反思和訓練的優才中心,而發展出這個機構。研究所的活動很多,比如說,包括到一個國家去待一兩個月,和規劃部的公務員合作,或與經濟部門合作,以及,與該國的學生和大學教師合作。他們為討論各種難題的本質,和涉及應對這些難題的經濟政策而形成各種團隊。

 

基於所有當時拜訪過研究所的人的生動記憶,我們可以說,薩米爾·阿明在IDEP期間的工作,給所有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ENDACODESRIAFTM的經驗

 

在離開IDEP前,薩米爾·阿明通過在研究所內部創建數箇中心,而為研究所的未來做好了必要的安排。起初,他為獲得第一筆資助,而成立了IDEP項目。不過,他的計劃,是在項目能夠自籌經費後,把它們轉變為實體。

 

這些中心之一,是非洲環境與發展行動(ENDA),也就是後來的第三世界ENDA。這個中心發展並取得了獨立。它還擴散到非洲國家的邊界之外,在拉美和亞洲也設立了辦公室。

 

另一箇中心,是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CODESRIA),它是按拉美社會科學委員會(CLACSO)的模型設計的。CODESRIA在結構上,是大學和與大學相關的研究機構和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體,其目的,是組織關於所有維度的難題和挑戰的本質的系統討論。CODESRIA後來成為一個規模更大的,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機構,它把非洲大陸的大學和研究中心聯合起來,並與拉美和亞洲的類似機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智識的生產

 

薩米爾·阿明在IDEP、和基礎階段的CODESRIA工作期間,也是他的研究、他的智識生產、和他的核心關懷之一的一個轉折點。在智識生產中,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的嚴厲批判;對常規的分析概念的解構;對南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解放的一貫支持;和對作為資本主義及其恐怖的唯一替代選擇的社會主義的辯護上。如上所述,對薩米爾·阿明來說,智識鬥爭和政治鬥爭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作為一個根本的智識的存在,他不可能把自己先知在解釋世界及其暴行上,相反,他還強調並參與以改變世界為目標的鬥爭。從這個角度來看,他一直終於馬克思的教導,後者曾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一個論題中寫道,哲學家不僅要解釋世界,更要致力於改變世界。

 

 

無疑,在質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常規經濟學家所理解的“發展”,以及,特別是,駁斥關於為什麼南方國家特別是非洲的發展滯後的主流話語上,薩米爾·阿明的貢獻,和南方國家的其他著名經濟學家一樣巨大,如果說還不是更大的話。薩米爾·阿明自博士論文以來的作品的一個核心面向,就是展示“發展”和“欠發達”之間的,牢不可破的關聯。

 

薩米爾·阿明是最早以自洽而有說服力的方式,駁斥常規的,關於為什麼南方之後的命題的南方經濟學家之一。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一個由所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所謂的南方的“欠發達”國家組成的系統。這個立場,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經有所表達,它還在南方和北方國家吸引了大量的關注,並激起了相關的討論。他後來的著作,只是肯定了這些見解,而阿明的這些看法,後來也得到了其他經濟學家的著作,特別是拉美學派的著作,和伊曼紐爾·沃倫斯坦的著作和“世界體系”的印證和強化。

 

薩米爾·阿明的著作是以指導他反對資本主義,支持南方人民擺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桎梏,獲得解放,和支持在通往社會主義的漫長道路上的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鬥爭的核心觀念為標誌的。

 

作為一個全球系統的資本主義

 

為理解薩米爾·阿明的推理,我們必須記住,他堅持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對人類社會的歷史的構想。這種構想,比常規的資產階級分析優越得多,因為它是一種全面切入社會改革中的各種難題的,整全的進路。在他看來,經濟與政治、和社會問題不可分割。這個立場,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在博士論文中,他用馬克思主義發展出來的工具,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全球規模的積累。

 

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他肯定,我們只能把資本主義及其演化理解為一個單一而獨特的,由構成核心的“發達國家”,和構成系統邊緣的“欠發達國家”組成的全球系統。這種兩極分化的起源和性質,是他在自己的整個智識生涯中,一直關注的問題。作為結果,發達和欠發達構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獨特擴張的兩面。我們不應該因為那些所謂的“窮”國的特定的——社會的、文化的、甚至是地理的——特徵,而認為欠發達國家是滯後的。欠發達,實際上是這些國家被迫接受的,為滿足使系統的中心國家受益的積累的需要所做的,永久性的結構調整帶來的結果。

 

把資本主義概念化為一個全球系統,是薩米爾·阿明的思想(包括他對前蘇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經驗的思考)的主要線索。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而且,他相信,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其發展的所有階段,都是密切關聯的。與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最高階段)的列寧相反,薩米爾·阿明斷言,資本主義天生就是帝國主義,故而,帝國主義是一個古老的多得多的現象,從十六世紀的美洲征服,到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都是帝國主義。在他看來,帝國主義至少不是一個與十九世紀末的壟斷資本主義相關的,新近的現象。對他來說,資本主義的世界擴張,與其發展所有階段的兩極分化相關。換言之,中心和邊緣的兩極分化,是歷史資本主義的一個固有的現象。不過,雖說如此,他也承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也經歷了幾個不同的,各有特徵的階段。因此,中心-邊緣兩極分化的形式,以及,帝國主義的表達形式,也經歷過變化和演化——但這些變化和演化的方向,一直是兩極分化的加劇而非減緩。

 

阿明說,如今,我們正在見證資本主義向一種一般化的壟斷的資本主義轉變,同時,我們也在見證與之相伴的,帝國主義的構造,向一種以美國、日本和歐盟三巨頭及其(軍事的、經濟的和金融的)工具為體現的,集體的帝國主義的轉變。像北約、世界銀行、世界貨幣組織、和世貿組織,都是三巨頭的工具。

 

這個三巨頭享受著對五大優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眾傳播系統;貨幣和金融組織;技術;和對自然資源的獲取)的壟斷,它願意以一切代價來保持這些壟斷。出於這個原因,它為了避免失去這些壟斷,而參與了世界的軍事化。對中東人民的侵略戰爭,對其他主權國家的威脅,北約在美軍指導下的干涉,所謂的反恐戰爭,美國領導的在非洲建立AFRICOM總部的行動,都是集體帝國主義為保霸權而動用武力的意願的例證——今天,所謂的“新興”國家的崛起,對集體帝國主義的霸權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兩極分化和南方的通往解放之路

 

作為全球系統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如上所述,也引出了對關於“欠發達”的常規分析的質疑。薩米爾·阿明也致力於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解構關於南方國家的“欠發達”之起源的主流話語。這個解構,從拒絕那種建立在經濟主義分析的基礎上的,對“欠發達”的解釋開始。與這種解釋相反,薩米爾·阿明把討論移入更廣泛的領域,歷史唯物主義的領域,並強調,關於發展難題的研究,與社會構造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這點出發,我們必須把南方國家特別是非洲的“欠發達”,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全球規模的部署的邏輯結果。

 

以後來擔任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祕書長的勞爾·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學派,和其他許多知名經濟學家(拉美的“依附論”學派)也共享這個分析。薩米爾·阿明和這個思想流派的主要思想家之間的會晤,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它以對資本主義的性質的深入批判,對常規的發展和欠發展概念的質疑,以及一種新的,對貿易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係中扮演的角色的詮釋為特徵。

 

薩米爾·阿明正是在這個激烈的理論討論期間,寫出他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的。除《世界規模的積累》(1970)外,我們還能想到《不平等交換和價值規律》(L’échange inégal et la loi de la valeur, 1973)、《不平等的發展》(1976)、《帝國主義與不平等發展》(1976)(這本書後來擴充為《非洲的帝國主義和欠發達》(1988))、《價值規律和歷史唯物主義》(1978)等等。

 

在這些著作中,薩米爾·阿明有力地陳述了,所謂的“欠發達”國家的解放,既不可能在尊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系統的邏輯的情況下發生,也不可能在這個系統內部發生。在這個資本主義的語境中,南方不可能趕上北方,因為這個系統天生就是兩極分化的。這一信念,使薩米爾·阿明極為重視1955年印尼萬隆會議上亞非國家採納的計劃。

 

萬隆計劃

 

對薩米爾·阿明來說,這個經驗代表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原因有二。首先,在萬隆會議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南方國家,而非最不重要的那幾個國家,決定反抗現存的全球秩序,和從二戰繼承下來的霸權系統。換言之,萬隆是南方國家對當時的帝國主義系統的挑戰做出協同迴應的嘗試。

 

第二——而且對薩米爾·阿明來說,這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萬隆為一個民族自主的計劃打下了基礎,這個計劃,儘管是資產階級的,但也對南方國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看來,很可能,對其他許多分析者來說也一樣,萬隆的影響是廣闊的,它引發了不結盟運動等運動,並定義了領導南方國家進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要求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機構的核心要素。

 

出於這個原因,薩米爾·阿明把從1955年到1980年這段時間稱作“萬隆時期”,同時他也稱之為“南方的覺醒”——後者也是他那本討論南方國家發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書的書名。

 

儘管有各種缺陷,和失去了活力,萬隆計劃,在薩米爾·阿明看來,代表了南方國家為實現真正的解放而可以嘗試走的路。對他來說,顯然,這個真正的解放,只可能在一個與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無關的語境中發生——它也將開闢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長路。




[1]這個文本最初以”Notesbibliographiques”為題,發表在DembaMousa Dembélè編輯的《薩米爾·阿明:致力於解放南方的有機知識分子》(Samir Amin, Intellectuel organique auservice de l’Emancipation du Sud, Dakar: Codesria, 2011)。這裡的英文版是Charlène Cabot(法國賽特)翻譯的,並經過了Mike Headon, ColwynBay(英國威爾士)的潤色和編輯。關於薩米爾·阿明的更多信息,包括他的播客和主要著作書封選可見:http://www.afes-press-books.de/html/SpringerBriefs_PSP_Am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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