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郭沫若先生逝世40週年】李斌|郭沫若1945年對蘇聯的觀察與思考

保馬2018-09-02 22:36:54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正值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重要節點,民主人士廣泛認為國民黨式的治國理念無法繼續,並尋求探索一種新的國家和政權組織形式。此時,作為一向秉持親蘇親共立場的革命家和民主戰士,郭沫若來到被中國左翼知識分子視為精神家園的蘇聯,進行視察並與蘇聯當局對話,而這一切都記載在郭沫若的《蘇聯紀行》一書中。郭沫若力圖通過是書為中國戰後的政治發展道路樹起民主大旗,扭轉當時人們由於國民政府的態度而對蘇聯產生的負面印象,證明共產黨國家是可以建成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繁榮的民主國家的。雖然具有令人尊敬的濃厚國際主義情懷的郭沫若極力宣傳蘇聯社會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我們仍可以從文本中讀到,蘇聯社會的繁榮是建立在犧牲人民的個性化表達基礎上的,並且隱藏著社會經濟落後的危機、整個國家沙文主義情結高漲等問題;不僅如此,蘇聯對現代中國十分陌生,曾經在中國從事過共產國際運動的同志在回到蘇聯之後基本被排擠出政治中心,作為民主運動領袖的郭沫若本人在蘇聯感受到的也是政治局外人一樣的對待。


《蘇聯紀行》一書絕不僅僅是郭沫若本人的自傳性作品,其中體現出的時代的特殊症候和蘊含的歷史研究價值遠遠大於人們一直以來對它的認識。作為一名長期信仰共產主義的戰士來到他的精神故鄉所激發出的獨特火花,它呈現出的是左翼知識分子郭沫若在帝國追求與國際主義思想碰撞下對蘇聯社會的現狀、以及中國社會未來出路的觀察與思考,同時也體現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複雜而曲折的歷程。


本文原刊於《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4期,感謝李斌老師授權保馬推送。




郭沫若1945年對蘇聯的觀察與思考



文/李斌


1945年5月,蘇聯科學院邀請郭沫若與丁西林作為中國科學文化界的代表一起出席蘇聯科學院建院220週年大會。在獲得國民政府批准後,郭沫若於6月9日乘坐美國軍用飛機離開重慶,途徑昆明、印度、伊朗,6月25日抵達莫斯科。在蘇聯科學院、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等機構的安排下,郭沫若遊覽了斯大林格勒、列寧格勒、塔什干等地,參觀了許多研究所、博物館、集體農場、工廠、學校及名人故居,在科學院、東方大學等機構開展了學術交流,欣賞了蘇聯的話劇、舞蹈、繪畫,並和蘇聯政府工作人員、科學家、作家、藝術家及鮑羅廷、李立三、約翰孫博士等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接觸。8月16日,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第二天,郭沫若乘飛機回國。


《蘇聯紀行》由郭沫若在他寫於6月9日至8月16日日記的基礎上整理成書。1945年10月10日起在《新華日報》連載後,又被上海《時代》雜誌、香港《正報》雜誌、延安《解放日報》等報刊轉載,受到知識界的廣泛關注。1946年3月,《蘇聯紀行》作為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研究叢書第三種在上海中外出版社出版。蘇聯學者羅果夫將它翻譯成俄文,郭沫若寫了序言。俄文版刪去途中部分,更名為《蘇聯五十天》。郭沫若仿照羅果夫的辦法,將《蘇聯紀行》刪節改版為《蘇聯五十天》由新中國書局1949年出版發行,發行地域主要為北平、天津等新解放區。1959年,《蘇聯紀行》經過修改後收入《沫若文集》第九卷。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這也成為奠定戰後國際世界格局的關鍵一年,國內各種力量在國際形勢下圍繞戰後中國重建的主導權展開了激烈角力。作為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和當時國統區文化界的代表人物,郭沫若為什麼要寫作《蘇聯紀行》?他在《蘇聯紀行》中進行了哪些政治和文化思考?對此展開探討,有助於深入理解郭沫若的思想發展和當時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





在《蘇聯五十天》的《序》中,郭沫若說:“我們對於蘇聯,知道得實在太少了。而汙衊蘇聯的宣傳品卻是滿坑滿谷,一曝十寒,我們是容易受矇蔽的。我是憑著我的耳聞目見在寫,而且是憑著了我的良心。有不願受矇蔽的朋友,請來讀我這部書,一定會於你們有幫助的。”“我們英語文明浸潤得已經太深,而英語文明是已經太老了。今後為了補救我們自己,對於蘇聯文化,無論自然科學或精神科學,都有加緊吸收的必要。”【1】 


郭沫若寫作該書的目的是為了告以蘇聯“真相”,並以“蘇聯文化”補救“英語文明”之弊。該書的隱含讀者是明確的。大多數共產黨員本來就親蘇,他們沒有必要再通過該書來消除因反蘇宣傳而產生的“矇蔽”。國民黨頑固派對蘇聯天生反感,是反蘇宣傳的推手,當然不需要郭沫若來“啟蒙”。《蘇聯紀行》的隱含讀者可能是介於共產黨和國民黨頑固派之間的第三方面力量和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其中包括黃炎培、張瀾、羅隆基、章伯鈞、柳亞子、馮玉祥等人,尤其是羅隆基這樣有英美派背景,又在當時民主運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民主人士。



去蘇聯前,郭沫若在國統區參與領導了一場比較重要的民主運動,那就是1945年2月《文化界時局進言》的發表。進言要求共商國是,結束黨治,停止審查制度,懲治貪官,槍口一致對外,尤其是最後一條,要求“取締對盟邦歧視之言論,採取對英、美、蘇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與諒解”。沈鈞儒、柳亞子、馬寅初、茅盾、老舍等312位文化名人在這個進言上簽名。


進言在《新華日報》發表後,國民政府十分惱怒,他們採取各種手段要求籤名人士發表聲明收回自己的言論,或者在另外一個相反的宣言上簽名,但都沒有成功。復旦大學教授費鞏因為在這個進言上簽名,被國民政府祕密殺害。


國民政府查出《文化界時局進言》的起草者是郭沫若後,於1945年3月解散了郭沫若擔任主任的軍委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鄧初民、黃炎培等人為郭沫若鳴不平。鄧初民認為,當時沒有左派和右派的區別,只有民主和法西斯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郭沫若收到了訪問蘇聯的邀請。在郭沫若出行前,有200多人為他送行,侯外廬在會上發表講話,希望郭沫若“攜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諦,以供建國之參考”【2】。


當時中國的民主力量特別希望瞭解蘇聯,侯外廬的發言代表了大多數民主人士的希求。郭沫若回國後,“朋友們很關切,在種種場合要我作報告,我作過了,而且翻來覆去地作過了。”他在這些報告中講蘇聯的民主、蘇聯的男女平等、蘇聯的集體農場等。“朋友們不能滿足——事實上是我不能使他們滿足,還望我寫些東西出來。大約以為我還有什麼好的資料保留著的吧。”【3】這無疑是該書的重要催生因素。可以說,《蘇聯紀行》是當時民主人士認為國民黨式的治國理念沒辦法進行下去了,而且有機會去探索一種新的國家和政權組織形式的背景下產生的。二戰後期,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向蘇聯學習,也有合法性。


《蘇聯紀行》採用日記體裁,有兩個主要原因。首要原因在於該書確實是在日記的基礎上整理而成,郭沫若蘇聯歸國之後立即投入了戰後民主運動,他沒有功夫像茅盾那樣在《蘇聯日記》的基礎上再系統地、分門別類地寫作《蘇聯見聞錄》和《雜談蘇聯》。更重要的原因當是郭沫若有意為之,日記體、書信體比其它任何體裁都更能給人一種“真實”感,深諳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的郭沫若再次熟練地運用這種體裁,以增強他書寫蘇聯見聞時“耳聞目見”與“良心”的說服力。


《蘇聯紀行》發表前,按照郭沫若的習慣,他對原始日記應該有過整理,至於如何增刪,由於他習慣於自傳寫作後不再保留日記,在見不到日記原貌的情況下,只能存而不論。不過明確郭沫若整理日記的時間也有幫助。《蘇聯紀行》1945年10月10日在《新華日報》開始連載。這一天是“雙十協定”簽訂的時間;1946年1月22日連載完畢,當天郭沫若出席舊政協綱領組第4次會議。這正是戰後短暫的和平期,是戰後民主政治較有希望時,也是第三方面民主人士最為活躍、在政治上最受尊重的時期。郭沫若將蘇聯“真相”寫給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看,有著他在政治上的明確目的。


《蘇聯紀行》在收入1959年出版的《沫若文集》時有修改。其中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改動,是對齊赫文斯基的稱呼由“先生”改為“同志”。齊赫文斯基抗戰時期在重慶工作過,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跟郭沫若私交甚好。1945年他在蘇聯科學院參與接待了郭沫若。民國時期,“‘先生’是我國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稱謂語”,而“同志”這一稱謂則“具有濃厚的政治氣息”【4】。在20世紀,中國的“同志”一詞來自於日語,而這個日語詞則譯自英語“comrade”,“狹義是特指同一政黨的成員,廣義則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或為共同事業而奮鬥的人群”【5】。在現代中國,“同志”稱謂侷限於“革命團體內部成員之間”【6】,具有“濃厚的革命情感”【7】。大革命期間,郭沫若和蘇聯人是同志,新中國成立後,他跟蘇聯人也是同志。但在這個特殊時刻,他們之間是“先生”。“先生”的身份表明了蘇聯人接待郭沫若的方式。郭沫若和很多資產階級國家的科學家、歷史學家一樣被邀請參加這個活動,他去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是和英國一個主教約翰孫博士同行。也就是說,蘇聯人沒有將他當成革命團體內部的成員。


當時中蘇之間正在進行中蘇條約的談判。中國代表團成員熊式輝在蘇聯告訴了郭沫若日本要投降的消息。熊式輝曾經是著名的反共人士,1931年擔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很有“政績”。他主張從“政治”上圍剿蘇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與被迫長征,跟他有很大關係。跟熊式輝一同出現的是沈鴻烈,他曾擔任青島市長和山東省長,也是堅定的反共人士。郭沫若跟這些人在蘇聯見面,這也說明了當時他在蘇聯人眼中的身份。


這個身份,也是郭沫若要展示給他的讀者的。他的讀者主要是第三方面人士,如果這些人到蘇聯,也是以這種身份被蘇聯接待。所以《蘇聯紀行》和它的讀者的關係拉得很近,這有助於讀者接受其所介紹的蘇聯。





郭沫若是著名的左派文人,早在北伐戰爭前,他就敬仰列寧、嚮往蘇聯,抗戰時期,他是重慶文化界最有名的親蘇親共者之一。而蘇聯在反法西戰爭中的巨大貢獻和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並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和赴蘇的態度。


蘇聯是郭沫若的精神故鄉,“能夠到蘇聯,自然是多年的宿願。”【8】 所以他一到達莫斯科,就興奮得如同回到老家:“在照片和電影裡面久已熟悉了的紅場,克里姆林宮的尖塔,尖塔頂上的金星紅星,都呈著歡喜的顏色在表示歡迎,好像在說:‘老鄉,你來了!’”“是的,我來了。我確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我當然不懂話,但當一個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時候,他能懂話嗎?”【9】這跟郭沫若此前在文章和演講中對待蘇聯的態度是一致的。 


訪蘇期間,郭沫若時刻繫念祖國,他不時對比蘇聯和中國,蘇聯的成就讓他對中國的現狀充滿焦慮。6月27日,郭沫若被引導參觀了列寧格勒附近的普爾珂夫山,“才見到戰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頑,同時也才見到蘇聯人民和紅軍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國很相彷彿,尤其是彷彿江南的風光,我到了這兒,也就彷彿到了江南。像這樣戰鬥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們還沒有把日寇趕走,我們的同胞還在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欽佩蘇聯的人民和紅軍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覺著慚愧。”【10】 在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參觀期間,他“清晨獨步園中,憂國之念不可遏止。國在人為,烏茲白克在帝俄時代乃受高度壓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後不足三十年,羈絆解除,人民康樂,羨慕何可極?而返觀我國,則外患未除,內憂未已,水深火熱,地獄無殊,我雖遨遊天外,能無介然於懷?” 在約翰孫博士的歡送會上,一向率真的郭沫若卻高興不起來,“我自己心裡委實是有不能釋放的隱憂。我羨慕蘇聯人民和蘇聯作家,他們的國是建成功了,戰是抗勝利了,他們能夠由衷的快樂。但是,我能夠嗎?”【12】 這是真摯情感的流露,同時這也是為了訴諸該書的隱含讀者,因為他們正處於同一情感結構之中,《蘇聯紀行》如此進入對蘇聯經驗的汲取也就更易被它的讀者所接受。



正是從中國未來如何建設出發,郭沫若如同學生一樣,處處想從蘇聯學到東西:“我自己是抱著唐僧取經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蘇聯去的”【13】,“我是懷抱著玄奘赴印度時的那樣的心情來的”【14】。“蘇聯值得學習的東西太多了”【15】。


但無可諱言的是,郭沫若對蘇聯的理解其實到蘇聯之前就已經成型了。他在蘇聯的見聞大多隻是印證了他已有的理解。他認為蘇聯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在於人民做了國家的主人。他到蘇聯的第三天,就在蘇聯科學院的祝辭中說,蘇聯之所以能夠在不足三十年的時間建立了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足四年打敗了最凶頑的德國法西斯,是因為在蘇聯,“科學是純粹為人民服務的,科學和人民結合了。這便增加了科學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這便是蘇聯的建國成功和抗戰勝利的一個主要的因素。”【16】6月28日,郭沫若在東方學院又說:“科學要為人民服務,科學才能獲得正常的發展。人民要被科學武裝,人民才會發揮偉大的力量。這科學與人民的結合,只有在蘇聯是確實地做到了。”【17】 


從人民主人翁地位這一理解出發,他時刻注意到蘇聯工人農民的精神風貌。他在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發現:“農民能欣賞近代音樂,這程度之高是足以驚人的。”【18】 蘇聯工人喜歡看戲,在劇院周圍到處都有人問郭沫若手中的票是否出售。郭沫若感嘆說:“我真是很愛慕這樣的國民,他們真正瞭解對於人生必要的娛樂。這自然也是物質條件使他們這樣的,他們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報酬,醫療助產是官費,用不著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肅望西蜀。他們所得到的報酬自然便會要求正當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這是古人的烏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蘇聯則是現實。”【19】蘇聯的工人農民之所以如此幸福,得益於政府的關懷:“工人的福利是照顧得很周到的。工廠之外有花園設備,樹木繁茂,渾如公園。”【20】 


當郭沫若參觀完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和斯大林格勒後,他總結說:“我們看到蘇聯紅軍的英勇,而同時也看到了蘇聯人民和蘇聯學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為是中國人,更增加了無限的景仰和勇氣。中國還在日寇的鐵蹄下,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象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一樣,把祖國解放出來?中國也建設了三十多年,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象烏茲白克的人民一樣,把祖國建設成和平幸福的國家?能夠的!但需要一個前提,便是國家要真正成為人民的國家,人民然後才能夠拿出自己的力量。”【21】 


當郭沫若極力讚美蘇聯工人農民的精神風貌和福利待遇時,他可能並沒有看到蘇聯的另一面。我們可以通過和紀德觀察的對比來說明。紀德在30年代參觀了蘇聯,儘管他也在少先營裡看到“孩子們都很漂亮,營養良好(每天吃五頓飯),受到很好的照顧,甚至受到寵愛。”蘇聯的“文化公園”裡“到處是一片熱情洋溢的歡樂景象”。但他也發現了蘇聯人“異乎尋常的懶惰”【22】。像郭沫若一樣,紀德也參觀了集體農場,但他考察的出發點並不在於表面的經濟數據,而是關心“人們怎樣改造人,人們把人改造得怎樣了。” 【23】從這一角度出發,紀德發現“每一住所都是一模一樣,完全可以互換,連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如果他們互相換一下位置也不會被人察覺的。”“他們的臥室只是睡覺的窩而已”,“眾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眾人的幸福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為了得到幸福,就得聽話、隨大流。” 【24】顯然,相比於郭沫若,紀德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蘇聯陽光下的陰影。


郭沫若顯然體會到了蘇聯物質的匱乏,比如他歸國前想在莫斯科為孩子們買些玩具,“但因戰事關係,玩具多停止生產。”他還想買一隻皮箱,“亦不可得”。對此,郭沫若解釋說:“這些現象並不表示著蘇聯物質的徹底缺乏,而是表示著生產計劃和管制的徹底嚴密。”【25】紀德也注意到了蘇聯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的匱乏,“連吃飽都成問題”【26】,但他更關注在這種匱乏面前蘇聯人民和政府的態度。他觀察到:“這裡,重要的是讓人們相信,他們在等待更好的日子來臨時,已經過上了好日子,別的地方的人們都不如他們幸福。只有倍加小心地阻止與外界(我指的是境外)的交流才能做到這一點。由於阻止了和外界的聯繫,在同等生活狀況下,甚至明顯低下的情況下,俄國工人仍認為他們的生活是幸福的,比法國工人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建立在期望、信任和無知之上。”【27】正是這種因無知而產生的心滿意足,使得蘇聯喪失了對自己發展模式的反省能力。事實上,蘇聯後來的崩潰跟片面發展重工業,不重視人民的日常物質生活的滿足有很大關係。

《蘇聯紀行》在《新華日報》上連載



《蘇聯紀行》始終強調人民民主,認為這是跟英美的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比如作者認為英美與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資本家做主人,而後者的主人就是工人。”【28】中共一直以來的重要政治主張是確立工農階級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是中共對戰後新民主主義社會規劃的關鍵。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力圖用事實說明,蘇聯正是因為有了人民民主,才有了對戰爭創傷的有效恢復和科學文化的高度繁榮,蘇聯的成功得力於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確立。《蘇聯紀行》實際上是要告訴它的隱含讀者,共產黨國家不僅能夠戰勝法西斯,而且能夠達到建成國家的繁榮這一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標,這無疑是為中共在國共談判和政協會議上增加籌碼。只有明確這一寫作目的,才能理解郭沫若在《蘇聯紀行》中表達的過於熱情的讚譽之詞,也才能理解郭沫若為什麼急於發現和介紹蘇聯值得學習的經驗,而對於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如何規避蘇聯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上的缺陷則缺乏更深層次的思考。





郭沫若訪蘇期間,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正帶領中國代表團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莫斯科開展有關戰後中國政治走向及中蘇關係的重要談判。


郭沫若跟中國代表團有過多次接觸,並在《蘇聯紀行》中有所記載。6月27日,郭沫若抵達蘇聯的第三天,就在列寧格勒市長的歡迎宴會上聽朱慶永說:“宋院長已經由重慶起飛。”【29】6月29日傍晚,齊赫文斯基前來陪同郭沫若去觀劇,他說:“‘今天是最後一次奉陪,明天宋院長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個不了。’”【30】6月30日,郭沫若和丁西林隨同中國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前往機場迎接宋子文一行,他在機場見到了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和外交部次長索洛夫斯基等重要人士。“三點一刻鐘的時候,空中有拍音,飛機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擁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宋先生當場廣播了,也翻譯了。儀仗隊嚴整步伐,致敬。”丁西林很激動地告訴郭沫若:“難得我們碰著了這樣的一個場面。”【31】當晚,郭沫若被接到克林姆林宮參加歡迎宴會。歡迎宴會約40席,每席30人,郭沫若入坐第25席。在這次宴會上,郭沫若見到了斯大林,對他充沛的精力和“一句話也沒有說”的篤定留下了深刻印象。7月1日,郭沫若觀看了國家劇院專為招待宋子文及中國代表團所表演的芭蕾舞。3日,郭沫若參加了莫洛托夫招待中國代表團的宴會。此後,宋子文等人在莫斯科談判,而郭沫若則被邀請至斯大林格勒和塔什干等地參觀。7月19日,當郭沫若返回莫斯科時,“聞中蘇兩國曾發表共同聲明,宋院長已於五時前離莫斯科返國,等柏林會議結束後,還要再來繼續談判。”【32】7月30日,郭沫若記載:“密斯胡來,言王世傑改任外交部長,不久將和宋子文同來,繼續中蘇談判。大使館裡面的人好多都搬出來住旅館,以便騰出房間供使節團住宿。” 事實上,宋子文和王世傑等人8月5日方從重慶啟程,7日抵達莫斯科,當晚就與斯大林等舉行談判。第二天郭沫若在食堂吃早餐時遇到中國代表團蔣經國、卜道明等人,從他們那裡他才知道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早餐時,郭沫若遇到代表團熊式輝等人,知道了蘇聯對日宣戰的消息。8月15日,郭沫若“晨往首都大旅社訪朱君,得知上午十時,宋院長與美國大使哈立曼同機赴美。近日大使館工作甚為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時以後,聞中蘇友好條約業已簽字。”“午後得知中國使節團明晨啟程,我可同機起飛,仍經由德黑蘭、加爾各答回國。”【34】


從這些記載可知,郭沫若趕到蘇聯的第六天就去機場參加了歡迎宋子文的儀式,後來又隨中國代表團同機回國。他在蘇聯的時間和中蘇談判的時間基本重合,但他和宋子文及後來在條約上簽字的外交部長王世傑都沒有任何交流,他是中蘇談判的局外人。


正如論者所說,這次中蘇談判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既是一個不平等的外交條約,又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蔣介石若干要求的政治條約”【35】。國民政府以承認外蒙古獨立為代價,換取蘇聯對中國新疆、東三省主權的承認和對國民黨“一個政府一個軍隊”的承諾。在這次談判中,斯大林明確說:“關於中國之共產黨,吾人並不予以支持,亦並無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認為中國只有一個政府,如在中國國內有另一政府,自稱為政府,此當應由中國自身解決之問題。關於援助一點,蔣委員長謂應給予中央政府,吾人以往即已如此”【36】。也就是說,斯大林為了蘇聯的國家利益犧牲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國民政府為了在跟中國共產黨的鬥爭中取勝而犧牲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共產黨成了這次談判的最大犧牲者。美國為了爭取蘇聯出兵、迅速結束對日作戰,對這一條約表示讚賞和認可。雖然後來斯大林並沒有遵守不支持中共的承諾,但當時條約的簽訂讓中共的處境變得十分被動,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則志得意滿起來。

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公佈前是保密的,郭沫若不可能知道談判的具體內容,但從熊式輝、沈鴻烈等反共頑固派的出現來看,他可能也從中嗅到了某種氣味。何況當時就連中國共產黨也只是希望以聯合政府的方式解決國共兩黨的政治糾紛。在此情況下,郭沫若對中國前途的設想,顯然不可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共和國。


7月26日,李立三晚上六點前往拜訪郭沫若,告訴他工黨在英國選舉中勝出,郭沫若認為“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37】。7月28日,郭沫若對英國選舉的消息進行了詳細述評:英國工黨在選舉中得到389席,保守黨只得到180席,工黨領袖阿特里(Clement Richard Attlee,現在通常翻譯為艾德禮)組閣。郭沫若由此聯想到一戰結束後,工黨也曾登臺,但他們迅速右傾,終究被人民所拋棄。這次工黨勝利,又是一次考驗。“假如它的領導者們又照著麥克唐納的步驟走去,為政權而出賣政見,那將來所受到的裁判,必然會更加嚴烈的。”郭沫若認為,這次工黨的勝利,“是英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保守黨的政策不能解決戰後的問題,人民便自然地背棄了它”;“人民有權利的國家,畢竟是可以羨慕。”【38】


英國工黨於1900年由英國工會職工大會發起成立,最初名為英國勞工代表委員會,1906年正式使用工黨的名稱。該黨的初衷是由勞工勢力聯合起來對付資產階級政府,1918年黨章承諾集體所有權,表達了它的社會主義理念。20年代它曾兩次執政,但後來其組織的內閣分裂,麥克唐納組織了大聯合政府,違背了工人階級利益。這次工黨重新執政,阿特里內閣從立法和制度等方面推動了英國的福利體系建設,使得工人階級在養老、就醫、子女入學等方面有所保障。


顯然,英國大選結果令郭沫若十分激動。在他看來,中國未來的道路,可能是議會制的,也就是國民黨、共產黨、民盟等在民主國家的框架下平等競爭,英國工黨的勝出,可能是中共在戰後民主中國的出路。這一理念,郭沫若堅持了一年多,在1946年10月10日,郭沫若在紀念雙十節的文章中更是明確提出:“大戰前後被解放的國家,如法國,捷克,波蘭,南斯拉夫等,共產黨都和其它黨派共同組織著聯合政權。就是昨天的敵人,如意大利,如德國,如日本,共產黨都已經有了參政的機會。各黨派的聯合政權是這次大戰後所產生的新式的民主政治,在我認為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道路正深相契合。”【39】郭沫若的這一政治觀點也為當時多數左翼人士所共享,茅盾在歡送郭沫若赴蘇的大會上發言說,“盼郭氏能往歐洲解放國家考察,特別法國重新建國以後之人民要求改革,要求真正民主之情形足資參考,舉凡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之改革的值得留意。”【40】郭沫若赴蘇,茅盾卻叮囑其考察法國等國家,這充分說明當時茅盾和郭沫若相似,認為戰後中國政治制度可能是西歐式的,而並非蘇聯式的。




蘇聯一方面是追求領土擴張和國際地位的大國,有帝國主義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國際共運的實際領導者,有國際主義的一面。作為有著帝國追求的國家,它需要在國與國的空間中求發展,跟一些資產階級國家結成良好的關係甚至是同盟,這就必然要損害這些資產階級國家中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但同時,它又在道義上要解放全世界的無產者。蘇聯必然要面對帝國追求和國際主義道義承擔間這一難以解決的矛盾。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德國左翼知識分子本雅明訪問蘇聯,有很多敏銳的觀察。他發現當時蘇聯“革命工作向技術工作轉化”,“已使每位共產黨員明白了這一點,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鬥爭,不是內戰,而是電氣化、運河開鑿、工廠建設。”同時,“政府對外尋求和平,以便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貿易合同。不過,其主要還是力圖(在內政方面)擱置軍事共產主義,尋求暫時的階級和平,儘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年輕人卻在先鋒組織,在共青團接受‘革命的’教育。這意味著,革命的事物並非作為經驗,而是作為口號為其所接受。”【41】1935年,紀德訪蘇,他發現:“今天,在蘇聯,人們所說的‘反革命’恰恰正是革命的精神,正是砸碎腐朽的舊沙皇制度的催化劑。人們希望看到人與人之間洋溢著愛,或者至少人人心中都迫切地盼望公正。但是一當大功告成,革命勝利了,大局穩定了,再也不談這些了,再也不需要曾經激勵過革命先驅們的那種激情了,這種革命激情成為一種累贅,就好像使用過了不再派用場的東西似的。”【42】本雅明和紀德所觀察到的這些現象,在郭沫若《蘇聯紀行》中可以得到部分印證。


在《蘇聯紀行》中,郭沫若寫到鮑羅廷、維經斯基、李立三等曾經在中國從事過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維經斯基曾幫助中國共產黨建黨,鮑羅廷和李立三是中國大革命時期最有權勢的左派人物之一。當郭沫若與他們在莫斯科見面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他們風光不再。


7月2日,郭沫若寫到:“伏伊丁斯基博士(Voitinsky)來電話,約明日午前十時來訪。適胡世傑在室,我向他探問,才知道伏伊丁斯基博士在約飛之後曾經到中國做過代表,現任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43】第二天,伏伊丁斯基親自來約郭沫若去演講,郭沫若應允。7月5日,“四時四十分頃齊先生又來,同往歷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廈的二樓上,在一間會議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業績簡單地陳述了一遍,關於東方的歷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國的運動、辛亥革命、太平洋問題等,是各位研究員的中心問題。接著便是我的報告。我主要的說到抗戰以來的歷史研究,通史的醞釀,古代社會的爭辯,歷代農民革命運動的關心,封建制長期停滯的探源。”【44】可見他們主要就歷史研究進行了交流。


從郭沫若對胡世傑的詢問來看,他顯然不知道伏伊丁斯基就是在國際共運史上赫赫有名的維經斯基。《郭沫若全集》註釋者、俄國文學專家戈寶權對其註釋說:“伏伊丁斯基(Г.H.Вo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中文名吳廷康,蘇聯漢學家。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任共產國際遠東部主任。”【45】其實,維經斯基1920年起就在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1920年4月,他率領俄共(布)黨員小組來到中國,先後跟李大釗和陳獨秀等人接觸,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並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間進行了積極地溝通工作。他後來出席了中共四大、五大,對於國共合作和大革命有一定的影響。大革命失敗後,維經斯基回到蘇聯,不再致力於國際共運,而是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


7月23日,郭沫若參加蘇聯對外文化協會舉辦的約翰孫主教歡送會,遇見鮑羅廷。“將近二十年不見面了,起初我沒有認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說,他年紀已經老了,而我卻絲毫也沒有變。鮑先生倒看不出什麼老相,比北伐當年似乎更加壯健。上脣上隆起著的一簇焦黃色的鬍鬚,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編著英文的《莫斯科報》,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閱讀的唯一的報紙,我感謝了他。他似乎有點回避我的神氣,和我沒有說上幾句話又走開了。我很想對他說,‘中國的人民是記得你的,並沒有把你忘記’;但沒有得到說出的機會。”【46】


鮑羅廷於1923年9月受蘇聯政府派遣,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不久被聘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顧問,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參與起草了國民黨一大文件,並在大革命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郭沫若和他在此時認識並有所接觸。後來蔣介石背叛革命,鮑羅廷於1927年6月被武漢國民政府解除職務,10月回到蘇聯,不久他在共產國際中的職務被停止。

鮑羅廷
維經斯基
李立三



維經斯基和鮑羅廷在中國的失敗,當然有他們自己的原因,但主要責任卻不是他們能夠承擔的。當時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還不成熟,中國不完全具備革命條件,以及莫斯科支持蔣介石等因素導致了他們的失敗,但他們卻承擔了失敗的責任。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都批評了鮑羅廷,諸如只相信談判、不發動群眾、隱匿共產國際的指示等等,而事實上正如後來研究者認為:“布哈林的批評是不實事求是的,因為鮑羅廷不少錯誤就是來源於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47】1930年春,蘇聯的中國學術調查研究所主持召開關於陳獨秀所犯錯誤的討論會,與會者批評了維經斯基和鮑羅廷,要求他們為“陳獨秀主義”的錯誤負責。維經斯基做了公開檢討。


7月4日,李立三主動給郭沫若打來電話,要求見面。晚上21點左右,李立三來了,郭沫若寫道:

十八年不見,他比從前消瘦了好些。他說我的相貌一點也沒有變,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蘇聯已經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二歲。他在外文書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羅斯人物》和《考驗》都是他所翻譯的。他很思念國內的朋友,差不多的舊友,他都殷殷地問到了。


我們同到高爾基大街去散步。他指著一座大廈給我看,他說:“這是以前的第三國際招待所,現在改作別用了。恩來來時,是住過的。那時候,這條大街,還沒有好多大的建築,現在是大廈凌雲,鱗次櫛比了。”【48】



十八年前,即1927年,在當年召開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李立三當選政治局委員,兼任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負責人。7月,他進入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郭沫若也參加了南昌起義並擔任了宣傳委員會主席。李立三後來曾短暫擔任過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1930年因“左”傾冒險主義被調離主要領導崗位。同年年底赴莫斯科,開始了15年的旅居生活。1938年,李立三因蘇聯肅反蒙冤入獄,在監獄中度過了21個月,出獄後被停止黨籍,在共產國際祕書曼努依斯基幫助下擔任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部校對員。郭沫若這時見到李立三,正是李立三生命的低谷期。他住在莫斯科郊外,坐地鐵得40分鐘,所以他陪郭沫若散完步立即就往家裡趕。


無論是維經斯基、鮑羅廷還是李立三,都是大革命時期權傾一時的風雲人物,他們努力推動國際共運的工作,致力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郭沫若是在大革命時期崛起於中國政壇的新星,但隨著大革命的失敗而受挫,被迫流亡海外。郭沫若跟這三位人物的命運是相似的,他們如今都遠離了政治中心,從事文化工作。鮑羅廷和李立三隻是作為報社或出版社的編輯,維經斯基則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負責人。也就是說,政治不需要他們了。當寫到李立三指認第三國際所在地、鮑羅廷似乎有意迴避時,郭沫若只是做了客觀記述,沒做任何評論,但這些事情本身就充滿了今昔之感。


還有一人可能作為例外,那就是索洛夫斯基。他在大革命時期曾經作為國際工會的書記到過中國,郭沫若在武漢聽過他的演講,現在擔任蘇聯外交部次長,參與了中蘇條約的談判。索洛夫斯基從國際主義者變成維護蘇聯國家利益的官員,這種身份的蛻變,使得他在蘇聯政界站穩了腳跟。郭沫若在斯大林招待各國文化人的宴會上看見了他,記得他在武漢的演講,但並沒有主動打招呼。


郭沫若記錄下的其它見聞也表明,蘇聯人有著大國沙文主義情結,且有走向新的戰爭的可能。


郭沫若參觀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曆史博物館時發現:“與中國有關係之古物甚罕,僅於歷代貨幣中發現‘崇寧通寶’一枚,崇寧乃宋徽宗年號。但烏茲白克在漢為罽賓,在隋為漕國,應該還有早於宋徽宗時的東西,或許有而未及陳列的吧?有全部用綠色細寶石所嵌成的馬具,頗多。此種嵌石細工,據說明者雲‘為烏茲白克民族所獨有,四世紀時輸入中國’。但在中國戰國時代的古物中已有嵌石細工的實例,雖然沒有這樣的精巧。這種細工為戰國前所無,當系輸入,但無須乎等待四世紀。疑是前四世紀之誤,但問諸說明者,亦未得其究竟。”【49】 其實這充分體現了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曆史博物館在歷史敘述中的民族主義情感。但郭沫若對這種民族主義情感的體悟不夠,誤以為他們是無意為之,弄錯了史實。


但另一處細節卻讓郭沫若有所警醒。他在斯大林格勒參觀時,有一位政府委員詢問他伏爾加河與長江誰更大,郭沫若說是長江,這位委員很傲慢地“表示著失望的神氣,說:不行,不行,一定是伏爾加河大,伏爾加大!” 【50】


郭沫若還發現,蘇聯對原子武器高度重視。8月2日傍晚,郭沫若一行“路過莫斯科大學時,楊新鬆把招生牌示中有‘原子核物理’一項指示給我看。他對我說,蘇聯的理化科學家正集中精力研究原子能,要用很大的力量來把原子核衝破,因而也談到了宇宙線的問題。” 【51】在美國朝廣島投下原子彈後,郭沫若“聽說莫斯科的電臺不斷的廣播原子彈的威力”(這句話在後來收入《沫若文集》時刪掉了)。


與莫斯科宣揚核武器的威力不同,郭沫若卻想到了廣島的自然風光和原子彈下的人民:“它是在瀨戶內海的邊上,附近有一個有名的宮島,是日本三大名勝之一,風景很不錯。市內河道頗多,日本人稱之為東方威尼司。”“那兒有一座師範大學,經常有中國留學生在那兒肄業。這次假使還有人在那兒,當然也會同歸於盡了。”【52】剋制的敘述語調難掩郭沫若對廣島的同情和對日本人民及中國留學生的關心。發動侵略戰爭的是日本軍閥,日本人民也是戰爭的受難者。郭沫若的同情和蘇聯電臺對核武威力的宣傳,充分體現了國際主義思想和大國沙文主義的區別


郭沫若記錄的蘇聯見聞表明,蘇聯人對現代中國也不瞭解,這突出表現於蘇聯學者對現代中國的文化和社會缺乏研究。


郭沫若去托爾斯泰故居,托爾斯泰長子塞格爾說美國人現在幫助中國了,這是很好的事情。郭沫若說美國人幫助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托爾斯泰長子卻追問,難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是一回事麼?我們不清楚塞格爾是不是共產黨員,但這件事情說明,在普通蘇聯人那裡,國家利益等同於人民利益,也就是說階級和國際共運的思想無處可尋。而郭沫若對此的糾正,說明郭沫若很在意這個區別。

位於托爾斯泰大街的托爾斯泰故居莊園




郭沫若還發現,蘇聯文化界對現代中國尤其是左翼中國的文化和文學並不熟悉。在科學院地位“首屈一指的漢學大家”阿列克賽也夫院士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科學院院長科馬洛夫院士研究過中國的《本草綱目》,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是研究王弼的古典學學者,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外交部長對梅蘭芳尤其感興趣,另外對梅蘭芳感興趣的蘇聯文化界人士大有人在。這說明蘇聯對於傳統中國是熟悉的,但對於現代中國文化是隔膜的。這種疏遠,可能會給蘇聯的對華關係造成一定的影響,郭沫若在著作中對此流露出了一定的擔心:“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蘇聯是應該的,但我們在這兒似乎應該有一番更迂迴的內省。我們的舊東西自然是好,這就是所謂‘國粹’,我們早已經知道保存;但我們反映新時代,表現新生活的東西,卻還沒有充分的被人重視的分兩。我們究竟應該怎麼樣?”【53】


7月27日,郭沫若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做了《中國文學的兩條路線》的演講。演講說:“文學的起源是集體創作,集體享受,集體保有的。自從社會內部有了分化,文學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謂正統文學是走上層路線,愈走愈狹隘,愈走愈板滯。而集體創作,集體享受,集體保有者則留在民間,走著下層路線。這種作品每為正統文學所不齒,以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統文學走到絕路的時候,卻又每每仰借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來輸血,而等到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時候,便又愈走愈狹隘,愈走愈板滯。中國的文學,返復地走著這樣迂迴的路。我們的努力是要使我們的文學成為人民的文學,永遠走著它本來的路向。”【54】郭沫若的演講似乎是對文學發展規律的學術總結,但事實上是在跟阿列克賽也夫院士等人對話。因為當時中國的左翼文藝和解放區文藝大都致力於普及工作,以群眾喜聞樂見為創作目標。蘇聯人集中關注中國的經典作品和高雅文藝,而對於民間文藝和新興的現代文學關注不夠,這可能會導致兩國人民之間不能相互理解。這正是具有國際主義情懷的郭沫若所擔心的。




餘論

1945年,在蘇聯擊敗了德國法西斯侵略,中國抗日戰爭處於勝利前夕的特殊時間節點,郭沫若受邀訪問蘇聯。一位長期信仰共產主義的文化戰士終於來到了他的精神故鄉,這一現實碰撞所產生的獨特火花值得高度關注。但長期以來,我們習慣於把《蘇聯紀行》歸入郭沫若的自傳作品,僅僅將其作為郭沫若生平的文獻史料,而忽略了其所體現的特殊症候。


當時,蘇聯成功奠定了它在二戰後國際秩序中的大國地位,對於渴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大多數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對於像蘇聯那樣的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尚不敢奢望,只是希望通過民主協商的辦法,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西歐式的民主國家。作為在1945年逐漸達到高潮的國內民主運動的重要領袖,郭沫若訪問蘇聯的重要任務是向民盟等活躍在重慶民主戰線上的人士傳遞共產黨執政的優越性這一訊息,以此為中共在民主協商中爭取籌碼。當郭沫若抱著這一特殊目的到訪蘇聯後,他筆下的蘇聯到處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蘇聯人民當家做主,蘇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受到空前尊重,蘇聯工人農民的生活和精神享受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蘇聯紀行》的敘述者一方面歡欣鼓舞,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的落後狀態憂心忡忡。


日記體的《蘇聯紀行》固然有向讀者保證所記內容真實性的功效,但“有聞必錄”的方式卻使其本身充滿了意義縫隙,很多呈現的事實常常溢出作者的意圖之外。


郭沫若主觀上要向國內的民主人士傳遞蘇聯的成功與優越,蘇聯也要向郭沫若展示這一面。但事實上蘇聯日常生活用品匱乏、蘇聯人民少有個性化的表達,郭沫若對此雖然盡力做出符合蘇聯邏輯的解釋,但冷靜的讀者卻從中看出計劃經濟和強大的政治規訓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中國左翼知識分子長期將蘇聯當成革命的故鄉,蘇聯人幫助中國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支持了北伐和大革命,郭沫若對蘇聯的親近有信仰和歷史依據。但經歷了二戰的蘇聯卻有了很大的變化。蘇聯朝野對中國左翼文化並不瞭解,他們重視的是傳統中國,郭沫若對此比較敏感,特意在蘇聯學界交流了中國現代的學術和文藝創作的進展。通過《蘇聯紀行》,讀者發現:鮑羅廷、維經斯基這些長期從事國際共運的人不再處於權力中心,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李立三在蘇聯也僅免於飢餓之虞;蘇聯政府高度重視中蘇談判,作為中國民主運動重要領袖的郭沫若,雖然恰好也在蘇聯,但完全是局外人;蘇聯朝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崇拜武力。對於上述情況,《蘇聯紀行》僅有事實呈現,敘述者出乎意料地保持了沉默,沒有任何情感抒發和相關議論。這些溢出作者主觀意圖的大量細節,恰好說明在目的過於明顯的訪問中,郭沫若對當時蘇聯的最新動向缺乏深入觀察的準備,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缺乏縱深思考的能力。


《蘇聯紀行》作為在戰後世界格局形成、中蘇談判、國內民主運動高漲的特殊歷史節點下出現、自身充滿意義縫隙的獨特文本,呈現了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代表郭沫若在民族復興和共產主義的願景下對在帝國追求與國際主義道義承擔的交織更迭下的戰後蘇聯所表達的觀察與思考、洞察與盲見,無疑為我們重新考察共產主義運動的曲折而又複雜的歷史進程提供了特殊案例。



注  釋

[1] 郭沫若:《序》,《蘇聯五十天》,新中國出版社,1949年,第1-2頁。

[2] 《在赴蘇歡送茶會上致答詞》,曾健戎編:《郭沫若在重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頁。

[3]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中外出版社,1946年,第3頁。

[4] 陳慧:《“先生”稱謂研究》,武漢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第9、11頁。

[5] 王楓、李樹新:《“同志”稱謂的歷史嬗變及其語義特徵》,《內蒙古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

[6] 唐穎、曲晶:《“同志”稱謂的源流及其演變原因》,《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3期。

[7] 王斐:《“同志”的含義及其變遷》,《團結報》,2016年12月22日。

[8]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4頁。

[9]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48頁。

[10] 同上,第59頁。

[11] 同上,第113頁。

[12] 同上,第142-143頁。

[13]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2頁。

[14]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66頁。

[15] 郭沫若:《前記》,《蘇聯紀行》,第3頁。

[16]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56頁。

[17] 同上,第67頁。

[18] 同上,第126頁。

[19] 同上,第87頁。

[20] 同上,第116頁。

[21] 同上,第137頁。

[22] 紀德:《訪蘇聯歸來》,《紀德文集·遊記卷》,由權、朱靜等譯,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8、19頁。

[23] 同上,第14頁。

[24] 同上,第21頁。

[25]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214-215頁。

[26] 紀德:《訪蘇聯歸來》,《紀德文集·遊記卷》,第8、18頁。

[27] 同上,第23-24頁。

[28]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16頁。

[29]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65頁。

[30] 同上,第73頁。

[31] 同上,第77頁。

[32] 同上,第134-135頁。

[33] 同上,第158頁。柏林會議,即波茨坦會議。

[34] 同上,第215-216頁。

[35] 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13頁。

[36] 1945年7月9日宋子文與斯大林談判記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2),第611-620頁。轉引自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第140頁。

[37]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50頁。

[38] 同上,第153頁。最後一句在1959年冷戰背景下被刪除了。

[39] 郭沫若:《怎樣使雙十節更值得紀念》,上海《民主》週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46年10月。

[40] 《在赴蘇歡送茶會上致答詞》,《郭沫若在重慶》,第373頁。

[41] 瓦爾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記》,鄭霞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50、91頁。

[42] 紀德:《訪蘇聯歸來》,《紀德文集·遊記卷》,第32頁。

[43]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84-85頁。約飛,通常譯作越飛,十月革命後曾任駐華代表。

[44] 同上,第91頁。

[45] 郭沫若《蘇聯紀行》註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340頁。

[46]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42頁。

[47]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統戰與國際友人卷·下》(精選本第16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491頁。

[48]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88-89頁。

[49]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26-127頁。

[50] 同上,第98頁。

[51] 同上,第168頁。

[52] 同上,第97頁。

[53] 郭沫若:《蘇聯紀行》,第143-144頁。

[54] 同上,第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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