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培永 |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

保馬2018-09-04 23:07:26


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陳培永老師《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一文。文中指出,作為原產於戰後意大利、走紅於當代歐美學術界的一個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持之以恆的學術旨趣就是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堅信勞動相對於資本獨立一極的本體地位,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階級自我組織和自我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決定性力量,從而致力於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背景,指認適應時代要求的革命主體,以對抗資本的邏輯和統治,其學說因此可以概括為“政治主體的建構學”。這門政治主體建構學說的理論源泉是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前提預設是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立邏輯,核心內容是革命主體角色的重新確認,旨趣依歸是設計革命策略顛覆資本的權力。它過度詮釋馬克思的“政治向度”,塑造出一個對抗至上、永恆革命、完全政治化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危險的錯誤,但在對馬克思經濟學手稿的政治哲學解讀、對資本與勞動辯證法的重新詮釋、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現實的剖析、對新階級主體及其革命策略的探討等方面,“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頗具特色。


感謝陳培永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


什麼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


長期以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一直是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鎮拉布里奧拉(Antonio·Labriola)、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德拉·沃爾佩(Galvano Della Volpe)、科萊蒂(Lucio Colletti)等都是從這塊狹長的半島上升騰起來的思想明星,而這些明星所散發的耀眼光芒一度遮蔽住了其他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孔。起源於意大利工人主義(operaismo / workerism)、自治主義(autonomia / autonomism)、在當今歐美學界一般被統稱為“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的學派一直被忽略與遮蔽,沒能佔據一席之地。[1]隨著2000年《帝國》(Empire)這一有關全球化政治經濟秩序宏大敘事的著作掀起學術熱潮,該書作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 Toni Negri)以及奈格里的學生美國學者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成了走紅西方左派世界的學術明星,站在兩人背後的這個學術流派才在歐美學界走俏。遺憾的是,我國學界雖然同時掀起《帝國》的研究熱潮,但依然沒能挖掘出作為整體邏輯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它從20世紀50年代末在意大利萌芽,經歷過60、70年代的繁榮,到70年代末被暴力鎮壓而邊緣化,再到隨《帝國》一書出版重新備受學界關注,是一個生命力強且頗具典型意義的流派,因此有必要在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引入這一流派,全景圖繪其核心理念,批判思考其理論價值。




一、一個極左學派:

直面工人運動的“實踐派”


隸屬於同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不同學者可能有多樣的研究主題與差異的具體觀點,但總存在一個將之鏈接在一起的核心邏輯,這就是為什麼會有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之說的原因。從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義者、自治主義者,如萊尼奧洛·潘茲爾瑞(Raniero Panzieri)、馬里奧·特隆蒂(Mario Tronti)、羅馬諾·阿爾科蒂(Romano Alquati)、色格奧·博羅格納(Sergio Bologna)等人,到依然活躍於當今學界的馬克思主義者,如奈格里、哈特、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拉扎拉託(Maurizio Lazzarato)、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等人,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共同恪守的是“自治”或“自主”(autonomy)邏輯,強調的是勞動(活勞動)相對於資本的辯證法的獨立,工人階級相對於國家、政黨、工會的自主地位,以及工人階級自我組織和自我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決定性力量。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正是在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和理論演繹中,在具體的革命運動實踐的運行中,堅持這一基本的“自治”論調,而在國外馬克思主義乃至整個左派中成為頗具特色的一個流派,併成功地成為當前學界日漸走紅的理論力量的。


在二戰以後的意大利,主張“自治”的工人主義與自治主義被公認為典型的“極左學派”,它與作為意大利左派的共產黨、社會黨的實踐是獨立的,是意大利議會外運動的核心組成部分。這種“極左”體現在它堅持工人利益至上,明確地主張從工人階級鬥爭的現實出發,超越正統的左派運動實踐去理解馬克思,強烈反對所謂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政治、國家政治、工會政治,質疑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性質。在他們看來,政黨是異化的政治形式,共產黨的霸權理論、先鋒隊理論是另一種形式的極權,他們強調工人階級鬥爭的具體實踐,批判斯大林式的“工人階級與政黨的荒謬的統一”,不認為在政黨、工會的領導下能夠實現真正的工人解放。工人主義、自治主義者把蘇聯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認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所鼓吹的“生產勞動的社會化”、“生產力的有計劃發展”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按潘茲爾瑞的說法就是“既在工廠水平上又在整個生產水平上對生產關係的資本主義形式的重複”。當時的奈格里也明確指出,社會主義不是通往共產主義的一個階段,而是資本的經濟合理性、利潤合理性的最高形式、最優越的形式,社會主義保留價值規律,是把計劃的經濟管理與國家的政治的合法的機器連接起來。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


實踐上對工人自治的強調,對現存社會主義的質疑,反映在理論上則是主張回到馬克思,回到真正的馬克思而不是由意大利共產黨、社會黨所闡釋的馬克思,不是被現存的社會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潘茲爾瑞、特隆蒂都曾經批判了以德拉·沃爾佩(Galvano Della Volpe)為主要代表的意大利“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反對其對馬克思理論進行純粹文本的歷史考證,主張使馬克思主義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從被操縱的意識形態中走出來,走到階級鬥爭的現實中去。潘茲爾瑞號召“恢復馬克思主義到它的本來領域,即永恆的批判領域”,使其從政黨領導與政黨指揮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只有以這一方式——即只有通過拒絕政黨特性,以及確認它超越政黨結盟之上的統一性——馬克思主義才能重新發現它真正的功能。”[2]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功能,就是力求讓馬克思的文本直接變成“真實工廠的真實的研究”,這就要求直接面對工人現實研究馬克思,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革新直接與工人運動的政治革新結合起來,認識到工人運動遠比知識分子或政黨領袖所能設想到的更為豐富。為此,他們堅決與工人站在一起,從工人自己身上獲悉生產現實,對工人展開深入的調查活動,尋求對工人階級行動的具體分析與理解。


意大利工人主義、自治主義起源於對政黨、工會遠離工人運動實踐的指責與批判,起源於對工人運動的直接實踐的反思借鑑,決定了其不像其他的學院派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樣,閉門建造理念的宮殿,進行著解釋世界的自娛自樂。就此意義上而言,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評判並不全面:“葛蘭西在意大利的與世隔絕和逝世、科爾什和盧卡奇在美國和蘇聯的隔離和流亡生活,標誌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群眾中活動自如的階段已告結束。從此以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以自己的密碼式語言來說話了,它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愈來愈遠。”[3]安德森並沒有關注到這一流派在整個戰後意大利歷史上的反響,才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意大利1960年的街頭暴動、1967-1968年的學生風暴、1968-1970年的工人造反、1977年的自治運動等等一波又一波,起起伏伏。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除了傳統的左派政黨之外,就是這個在議會外活動的、主張直面工人階級現實狀況、堅持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符合工人鬥爭要求的闡釋的工人主義、自治主義。當然,這種實踐的破壞效應是明顯的,其反組織、反代議制的、反先鋒隊的運動形式,只強調拒絕、破壞、抵抗的運動策略往往充當了社會不安定的導火索。


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


時過境遷,今天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已經明顯處於後革命時代了,儘管還保存著激進的左派言論,還在宣稱被資本奴役的工人階級鬥爭的能動性,還在致力於探求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鬥爭戰勝資本帝國的方案,但是他們已經不得不將自己封閉在理論的象牙塔裡,其藉以安身立命的“直面”工人構成的現實和運動的實踐轉化為對理論的深入探討。但就在此時,實踐上的脆弱獲得了理論的厚重,當代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奈格里、哈特為代表,藉助於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帝國,晚期資本主義的勞動形式——非物質勞動,帝國時代的革命主體——大眾(multitude)等概念,不僅要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現實進行批判,還要找到真正的可能的革命主體,去實現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這是他們在新時代的理論歸依。不能僅滿足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必須找到變革現實的主體力量,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新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奈格里和哈特

以及他們共同創作的書《大同世界》( Commonwealth



二、一種文本閱讀方式:

馬克思經濟學的激進政治解讀


馬克思卷帙浩繁的理論著述給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者留下了廣闊的發揮空間,西方馬克思主義各流派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依賴馬克思的一個或幾個文本(或者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或者是《資本論》等等),偏重於某個領域的閱讀方式(哲學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發揮其中的重要範疇(異化、階級、實踐、生產等),建構一個獨特的被其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或人本主義,抑或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的理論體系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這個學術群體的獨特之處在於選擇解讀的文獻是馬克思在19世紀50、60年代所寫下的政治經濟學手稿,尤其是《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也被稱為《大綱》(Grundrisse)。


在他們看來,《大綱》相對於《資本論》而言,扮演著馬克思重生的角色,是處在《資本論》的馬克思背後的“另一個馬克思”,是“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4]奈格里對《大綱》極盡讚譽之詞,認為《大綱》在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處於舉足輕重、無法超越的地位,是“馬克思思想中頭等重要的政治的綜合”,“代表了馬克思革命意志分析與想象的巔峰”,“反映了馬克思革命思想的頂峰”等等。在《大綱》中,有一段被稱為具有啟示性質的“聖經”式的文本被不斷反覆使用,那就是被他們稱為“機器論片段”(“Fragment on Machine”)[5]的手稿。奈格里將這一部分看作為整部《大綱》的線索交匯點,是《大綱》的結論部分。維爾諾則曾經這樣強調這一部分:“在西方,當英雄面對某些具體的困境時,他們經常會從《舊約》中引出一個段落,來自《詩篇》(Psalms)或者是來自《以西結書》(Ezekiel)的字句,被從各自的語境中抽離出來,順暢地、自然地滑進偶然的處境中,成為解釋當下困境的有力的語言。……這就是卡爾·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段’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以來不斷被閱讀和引用的原因。”[6]對於他們來說,馬克思在此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趨勢及未來社會的特徵,預言了工人從工廠中解放出來的前景。這一部分就是馬克思給他們的指路明燈、革命指南,因此需要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變化不斷被翻閱、被解讀。


奈格里的早期著作

《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手稿的解讀成為他們理論的重要發源地。在2005年接受訪談時,奈格里指出,“從馬里奧·特隆蒂到我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解讀,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在這些框架外去正確地解讀馬克思了。”[7]他們的解讀所形成的不能超越的框架是什麼呢?是一種政治的框架。對於馬克思的經濟學文本,他們所採用的解讀方式,卻是一種“政治的解讀”[8],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學語境中的激進政治話語”。通過奈格里對《大綱》的解讀,我們會奇怪地發現,在馬克思的《大綱》裡,馬克思的所有話語都是政治性的、對抗性的、革命性的,任何一個經濟學術語、範疇(甚至任何一句話)都包含著統治、對抗、鬥爭。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論是政治的,時時透露著政治的氣息,蘊含著實踐的維度,飽含著革命的思維。馬克思的經濟學範疇與規律也都是政治的,貨幣、價值是資本的統治,剩餘價值是資本與工人階級對抗的理論,利潤則是對抗主體的形成理論,工資理論就是馬克思的革命主體理論。價值規律、剩餘價值規律、利潤率下降規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些客觀規律也被完全賦予了政治的內涵,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都是力量關係的表徵。馬克思從貨幣到資本的生產再到資本的流通過程的理論邏輯完全就是政治的邏輯,是一步步揭示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對抗邏輯,一步步展現出革命主體生成並推動資本辯證法不斷變換的邏輯,一步步展現出階級鬥爭將資本主義社會送入墳墓的過程。


《大綱》本身是一個手稿,而不是像《資本論》一樣作為完整的體系,無疑留下了重大的可供發揮的理論空間,“手稿本身不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完成了的邏輯體系,而是一次偉大的思想革命的實驗過程。這是一個草稿,一個需要進一步加工的龐大文本。”[9]也許對奈格里以及其他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大綱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個手稿,一個體系不夠健全因此能夠大加發揮的龐大文本。這種經濟學的政治化解讀在今天看來是有一定的新意的,提供了一種另類地理解馬克思的方式,提供了在當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之外的另一種解讀,這另一種解讀的價值在於否定了那些將馬克思經濟學與政治革命分裂開來的解讀方式,反對只把馬克思經濟學理解為揭示資本主義發展規律,只談論資本主義社會隨著不斷地發展,必將走向滅亡的規律,從而把馬克思理解為一種資本主義形成、發展、滅亡規律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的解讀方式。按照奈格里的話來說,這種方式是隻強調作為學者的“經濟學的馬克思”,而否定了作為革命鬥士的“政治的馬克思”。


但是,這種政治的解讀的災難性後果就是,只有一種樣式的馬克思,那就是站在那裡鼓動革命、反抗、鬥爭的馬克思,一味地主張對抗、鬥爭的本體性的馬克思。而將馬克思定位為對抗至上、滿是政治的馬克思,這是一個危險的錯誤。因為這個馬克思已經不再是本來面目的馬克思,這個“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可能會給馬克思帶來較高的榮譽,但也會給他帶來更大的侮辱。過度迎合馬克思的政治內涵,過度宣揚“政治向度”(也就是階級對立思維)的方式,就否定了經濟學發展的規律性,否定了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客體向度,馬克思就不再是能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馬克思,這便會拋棄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性,拋棄馬克思更多豐富的理論。這種解讀無疑是激情有餘,理性不足。這種解讀在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中提出了一個難題,這種難題是需要再繼續探討的,那就是如何在馬克思客觀的抽象經濟學(理論)與主體的革命政治學(實踐)上實現有機的融合。


三、一對對立主體:

資本與勞動的二元邏輯


政治地解讀馬克思的經濟學,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得到的核心邏輯就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就是關於資本與勞動二元對立的邏輯,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體與工人階級主體兩個主體對立的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政治現實都可以從資本與勞動的關係進行分析,資本(死勞動)與活勞動、資本與勞動力、資本家與工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二元對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徵,只看到資本一極的擴張力量是片面的。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資本與勞動二元對立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一個僅僅描述資本的邏輯的經濟學理論。資本是一個關係,馬克思的經濟學概念總是關係的概念、對立的關係的概念,“關係必須包含對立的可能性;在對立的可能性之外不存在能夠界定的範疇。[10]”因此,將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解讀成資本生產、再生產、流通的一維邏輯,也就是完全解讀成“資本論”是一種誤讀。而且,“馬克思的分析強調的不是資本的力量,而是馬克思稱為‘勞動力’的創造性的人類力量”[11],恰恰是與資本相對的另一極。在奈格里等人看來,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在資本的辯證法之外,還有一個勞動的理論、工資的理論,它是勞動的辯證法,是工人階級的獨立邏輯學,儘管馬克思沒有完全將其闡發出來,但它卻始終存在,且構成資本邏輯的基礎。


看待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看到兩個獨立的、對立的主體的對抗,看到工人階級主體的本體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定作用。絕不能只強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面性,即資本的積極的、能動的力量,而將工人置於被動的、消極的從屬地位,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時刻,資本都必須應對來自勞動主體的對抗,資本總是試圖壓制它,但又總是離不開它,在壓制中只會激化矛盾,最終只能促使自己改變剝削方式、技術方式、勞動組織形式來進一步應對這種對抗。這就是這對二元主體的邏輯關係,即勞動在資本之中又與資本對抗,而且正是在資本中,勞動才能顯示自身的獨立性、決定性。勞動自身總有它自己的獨立的邏輯,工人階級總是獨立的主體,只不過是既在資本之中又獨立於資本的獨立的主體。


這種二元的獨立的主體分別通過價值穩定(valorisation)與自我價值穩定(self-valorisation)來維繫自己的獨立性。價值穩定是資本通過價格機制穩定地從勞動過程中獲取剩餘價值,是建立在價值、剩餘價值基礎之上的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與此相對應,自我價值穩定是屬於勞動主體或工人階級的,是基於使用價值、集體的需要和慾望之上的結構的穩定,也是工人階級集體主體性的體現,“自治於資本主義價值穩定的價值穩定過程,即自我界定、自我規定過程,超越資本主義價值穩定的抵抗,變成一個積極的自我構成的方案。”[12]自我價值穩定是建構新社會的基石,決定著價值穩定,這就意味著 “勞動主體通過宣稱它的自治,它的獨立的集體價值穩定的能力,也就是說與資本相對的自我價值穩定,支配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組織的新時代。"[13]因此,不是資本操縱勞動、工人階級,恰恰是工人階級決定著資本,在資本之中又與資本對抗,決定著資本的邏輯。這就是特隆蒂所說的 “工人第一,資本第二”的邏輯。這一邏輯在《帝國》中有明確的再闡釋,只不過資本與工人的對立邏輯換成了帝國與具有更廣範圍內容的大眾的對立。該書由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邏輯、兩條主線的對立,一條邏輯或主線(著重體現在該書第一、二、三部分)是“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現實化”的過程。另一條邏輯或主線(主要體現在“間奏”部分和第四部分)則是大眾作為反權力、反帝國,通過鬥爭促使帝國生成,又必將推翻帝國的過程。就此而言,《帝國》恰恰是工人主義、自治主義邏輯的重現,《帝國》的光環不僅僅是哈特與奈格里兩人的,在其背後是整個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前期成果的積澱。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1960—)


這種二元對立邏輯力圖辨認出被壓迫者的抗爭和主動性,以及這種抗爭和主動性對資本的統治關係的決定作用。這是其最有價值的地方,強調工人階級的自主(自治)和權力,宣稱是工人支配資本、是工人鬥爭支配著資本的發展邏輯,是工人的主動權塑造資本主義發展的觀念,是大眾生成帝國又超越帝國,這無疑具有樂觀的理論氣質。這與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沉浸於對資本主義霸權與運行規律的批判以及對資本罪惡的控訴形成鮮明的對比,他們一味揭示資本塑造世界的力量,強調其權力已經發散到社會的一切領域,把工人階級甚至整個社會階層看作為毫無力量的犧牲品,甚至不斷地宣稱無產階級已經退出歷史的舞臺,反抗的革命主體已經消亡。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樂觀基調正是《帝國》出現令左派眼前一亮、令人振奮的原因之所在,《帝國》對克服左派嚴重的“被害狂想症”以及“世紀末情緒”,無疑是一劑良藥,這種為他者言說、讓弱勢群體挺直腰桿的論說,比起悲觀的“單向度的人”、總是“逃避自由”的人的分析,更能激發解放的力量。必須指出的是,強調工人階級或大眾的主動權明顯過於絕對。一個簡單的矛盾在於,如果大眾真正能夠成為資本主義帝國時代的主宰,帝國完全在大眾的操縱之下,就沒有任何必要談及大眾如何尋求革命。就此而言,這又是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過於樂觀的宣稱是不能客觀解釋工人階級或大眾的被資本奴役的現實的,會讓在資本的統治下的勞動者安於現狀,讓處於全球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大眾沉淪在帝國統治下


四、一場永無休止的革命:

自主、拒絕與逃離


堅持革命、尋求革命的策略是自治主義馬克克思主義持之以恆的追求。對他們來說,革命的前提是自主,是實現自我價值穩定。工人要從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中獨立和分離出來,通過賦予自己特權,保持抵抗的自主地位,確定自己的需求,沒有任何機構可以代表工人、領導工人實現真正的解放,這就要求放棄對國家、政黨、工會的幻想。潘茲爾瑞早就指出,戰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貧困就是因為尋求政黨與階級的平衡,過於依賴政黨對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角色,帶來的結局就只能是工人革命運動的衰落。直到今天,哈特、奈格里的依然堅守“工人階級的力量並不體現在代表機構上,而是體現在工人自身的對抗性與自主性上。” [14]


革命主體保持自主的地位,重要的是要堅持“拒絕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拒絕是他們所提倡的重要革命策略。拒絕的內容是工作/勞動,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邏輯下的僱傭勞動、作為資本主義發展構成部分的勞動。在特隆蒂看來,拒絕僱傭勞動就是對資本的衝擊、就是與資產階級作鬥爭,“今天工人階級為理解資本只需要審視自己,為了摧毀資本只需要與自己戰鬥。它不得不把自己識別為政治力量,否定自己為生產力。……工人階級面對作為資本的、作為有敵意的力量的、作為敵人的它自己的勞動——不僅對於對抗來說,而且對於對抗的組織而言,這是出發點。”[15]在奈格里看來,拒絕工作恰恰是共產主義的重要內容,是通往內在共產主義的整體方向,共產主義的計劃就是有計劃地廢止勞動。它要求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拒絕積極的合作,“拒絕工作首先和最重要的是破壞,是罷工,是直接行動。”[16]它要使工人階級不再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中介,阻攔工人階級積極與資本主義機制的連接,拒絕工作就是拒絕主動的奴役,就是追求自己的自由。在拒絕中摧毀資本,獲得解放,拒絕的策略因此有著直接的政治含義,是一種作為替代力量的政治力量的積累。


拒絕通往絕對的拒絕,通往逃離(exodus)或放逐(exile)、退出(exit)。[17]在哈特、奈格里看來,拒絕在帝國時代已經顯示出它的空洞性,必須要超越簡單的拒絕,在拒絕的同時創造新的社會結構,而逃離就是一種新的革命策略,既包含拒絕的內涵,又包含重建的意義。根據奈格里的說法,逃離/放逐不同於19世紀、20世紀的政治流亡,它“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移身別處,但在他停下的地方,他總感覺到自己格格不入。也就是說,置身其外是為了回來,最好的情形是為了精神勾劃革命藍圖。”[18]也就是說,新的革命主體要不斷突破原有秩序的侷限,跳出原有的秩序,在逃離中實現革命。維爾諾也把大眾的逃離看作為“對國家的大規模的離棄”,但又是“一個共同體的基礎”[19],它通往一個新的另類組織、另類社會結構的重建,那就是建立在社會個人基礎之上的合作的共同體。這是新的革命策略,也是對原有拒絕策略的繼承,可以看作為積極的拒絕,也可以看作與德勒茲遊牧思想的聚合,去逃離就是去遊牧。


即使有明確的革命策略,革命依然是漫長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說是永無止境的。因為,面對工人階級的拒絕、抵抗,資本總會重新選擇新的支配方式,促使革命主體的抵抗流於無效,革命主體必須重新組織力量開始尋求新的抵抗方式。但他們所提醒的是,雖然看似循環往復,但這是螺旋形的上升之路,待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階段,待大眾超越帝國,真正的解放將會實現。這場持久的革命就告一段落,終結了它的“永無止境”。革命因此不是列寧所說的是在一定的時期所激發的一場歷史事件,不僅是“盛大節日”,而是“日常生活”。而且革命總是會勝利的,因為大眾這一新的無產階級處於永遠的革命中,永不放棄對抗與鬥爭,必然會通往成功。這就是革命的終局,是革命策略實施的必然結果。相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面對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和資本不斷衝破民族國家的界限擴張到全球時所顯示出來的迷茫和無力,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這種尋求切實策略的學術努力以及革命的樂觀腔調是值得肯定的,無怪乎哈特作出這樣的有故意拔高的評判:“在馬克思的時代,革命思想似乎有三個來源: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政治學。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情況不同了,從相同的歐美框架來看,革命思想或許可以被表述為來源於法國哲學、美國經濟學和意大利政治學。”[20] 


但這種自治、拒絕或逃離真正能夠起到作用嗎?完全的自治、自主只會淪落為一種全球的無政府主義的窠臼之中,拒絕策略已經顯示出它對社會穩定的破壞性力量,完全的拒絕工作導致的是整個社會運行的癱瘓,工人階級也不能自然而然收穫革命的勝利果實,也不能自然而然擺脫資本的邏輯而實現工人階級自身的解放。至少,經驗的現實是,在拒絕工作中,工人階級運動確實能夠一時衝擊資本主義國家的秩序,但這種工人運動往往傷害最大的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而以移民為現實表徵的逃離,只是移民無奈的選擇,沒有任何人會自動放棄社會提供的優越條件去逃離、遊牧。理論的宣揚產生實踐的變異自治、拒絕、逃離都是難以實現的目標,美化每一個社會拒絕的行為、美化每一個自主的逃離,只能獲得理論的美感,不能獲得現實的革命,甚至根本算不上革命。


五、一門“政治主體的建構學”:

從工人階級到大眾


綜觀整個流派的理論發展與整體思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持之以恆的學術旨趣就是強調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維度,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把資本主義解讀為資本與工人階級兩個主體鬥爭的社會體制,並結合不同時代的理論與實踐實際,建構符合時代革命要求的自主的、積極的政治主體以衝破資本的邏輯和統治,實現真正的解放。這正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出彩之處,也因此可以簡單地將其學說歸結為“政治主體的建構學”。這門政治主體的建構學的理論基石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政治解讀,前提預設是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立邏輯以及革命主體的鬥爭持續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發展,核心思想是塑造符合時代要求的政治主體,旨趣歸依是設計革命策略顛覆資本的權力。


自20世紀50年代萌發以來,工人主義者就接過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論遺產,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同階段的工人階級發展的狀況,強調從工人的真實情況出發以尋求革命運動的策略。潘茲爾瑞、特隆蒂等工人主義者的文獻基本就是圍繞工人階級作為獨立主體的地位,以及其革命的策略與方案。奈格里解讀馬克思的《大綱》定位的基礎性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危機之中的革命主體性問題”,是要找到隱藏在危機之中的革命主體。到了21世紀新的階段,哈特、奈格里的《帝國》所提出的兩條方法論途徑依然是圍繞主體建構的:第一條是批判和解構(critical and deconstructive),這條方法論的目的是通過客觀歷史的解構,全球化資本主義幽靈統治的解構,揭示出替代性社會組織的可能性,它存在於大眾的創造性和生產性實踐中。第二條是建構和倫理—政治的(constructive and ethico-political)。這種方法試圖引領主體性的生產過程,通往一個有效的、社會的、政治的替代物。這種倫理政治的途徑就是主體的構造之路,它拒絕接受有關歷史發展的決定論概念,反對所謂的客觀規律、客觀歷史過程,所強調的只是主體,政治主體、革命主體的對抗和鬥爭。


《帝國》之後眾多的著作,完全是圍繞大眾進行的,大眾是絕對的主角,當下政治主體的建構學聚焦大眾。大眾不是一個偶然出現、憑空杜撰的產物,它有著具體的時代背景,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它是對今天生命存在形式、對生產方式、對革命主體進行分析得到的必然結論。它就是全球化時代的反資本主義霸權的新的革命階級,區分於人民、公民、無產階級、私人、公眾、群眾等所有的社會主體,既是對斯賓諾莎、霍布斯傳統政治哲學主體的再審視,又是對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公民傳統的挑戰,既是對馬克思階級概念的擴展,又是對福柯、德勒茲後結構主義主體理論的重構。作為自主的革命主體的大眾,宣佈了政治哲學的人民、階級以及相關概念範疇的重新思考的開始,涵蓋了無產階級、農民、窮人、移民等所有受資本剝削的當代勞動者,是被寄予厚望的完全實現未來解放的革命主體。這是一個強有力的海納百川的革命主體,面對強大的資本帝國,革命力量遠沒有削弱,而是變得日益強大,這是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但其缺陷在於,對大眾主體的具體指認越來越“抽象”,更多具有了“符號化”的氣質。大眾沒有機構、沒有組織、沒有領導,任何政黨、先鋒隊、國家都只是對大眾的奴役,大眾就此而言似乎只是一個革命者、反抗者的符號,一個不能經現實指認的幽靈般的存在。唯一清晰的是對立的邏輯,唯一欣慰的是大眾必將戰勝帝國,解放必將到來。這種理論的價值仍需要進一步思考。


(《大同世界》)


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和實踐整體,以奈格里為主要代表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從意大利工人主義、自治主義到今天,從衰落到重新活躍於西方學術界的舞臺上,充分展示出其理論的能量之大。畢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壽終正寢”之後,其理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逐漸褪去,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也逐漸失去其光環,大有黔驢技窮之趨勢,只留下各種各樣的“後馬克思主義”、“後現代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思潮”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琳琅滿目。在這種形勢下,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趁著全球化研究熱潮的東風,利用重新包裝出來的理論再次盛行,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機遇與巧合。雖然其在今天的實踐影響,已經與歷史上的昨天無法相提並論,但其理論在今天左派學界仍是一道獨特的光景。在各種各樣的“不能沒有馬克思”,“回到馬克思”的口號下,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始終恪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模式,力圖讀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現實,根據時代的要求重新開啟理論的活力,他們繼承了那些有價值的或振奮精神的遺產,如對馬克思理論的價值的恪守,對資本主義現實變化的持續指認,對工人階級鬥爭決定作用的強調,對革命主體變化的不懈分析,一個對舊的遺產繼承發展的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理論重新活躍起來,這是其特有的理論貢獻。


【註釋】

 [1]英語學界雖然在“工人主義”、“自治主義”、“後工人主義”(post-operaismo)、“工人主義馬克思主義”(workerist marxism)等稱呼上存在混淆,但廣泛認同的是:“工人主義”、“自治主義”(亦稱“後工人主義”)僅限於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個獨立於傳統左派政黨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團體,“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則不僅包括兩者,而且也包括對前兩者有所繼承發展的、仍活躍在當今歐美各國學界的一些學者。

[2]Quoited in Steve Wright,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p.16.

[3][英]佩裡·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銛等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

[4]一個歷史的巧合是,奈格里的早期著作《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正是1978年應阿爾都塞之約在巴黎高師研討會上的講稿,這顯然可以看作是對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中得出“兩個馬克思”觀點之外的又一種“兩個馬克思”。

[5]中文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並不存在這個標題,這一標題是這一流派自己所添加的,為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所認同,這一部分對應於中文版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標題的部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10頁。

[6]Paolo Virno, “Notes on the General Intellect,” in Marxism beyond Marxism. ed. Makdisi, Saree, Cesare Casarino, and Rebacca E. Karl,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265.

[7][意]奈格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社會轉型——奈格里訪談》,肖輝譯,載《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2期。這篇訪談原發表在美刊《意大利文化》2005年第23卷,奈格里在訪談中強調1972年之後回到《大綱》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是對特隆蒂創造性解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著作的繼承與發展,是結合20世紀60、70年代意大利運動實踐尋找理論基礎的表現。

[8]哈里·克里弗對政治地解讀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備加推崇,他的代表作《政治地閱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明顯受奈格里等人解讀方式的影響。他指出,“通過把《資本論》解讀為一個政治文獻,工人能夠深入研究資本家階級試圖統治他們的各種方式,以及他們自身與那種統治相鬥爭所使用的方法。”See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 Antitheses, 2000.

[9]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頁

[10]Antonio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Pluto Press, 1991, p.45.

[11]Nick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65.

[12]Harry Cleaver, “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 From Valorisation to Self-valorisation,” in Open MarxismⅡ: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1992, p.129.

[13]Michael Hardtand Antonio Negri,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279.

[1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9.

[15]Mario Tronti, “Struggle against Labor,” http://www.classagainstclass.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1&Itemid=3.

[16]Antonio Negri, Books for Burning: 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 London: Verso, 2005,p.270.

[17]“Exodus”一詞出自於舊約《聖經》第二卷,意為“出埃及記”,描述了以色列民族擺脫埃及法老的奴役,逃出埃及,建立律法、宗教體制和詳細的道德規範的故事,有“(大批人同時)離去”、“出走”、“外出”等意,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詞彙,本文將其譯為“逃離”,另一近似詞“exile”譯為“放逐”。奈格里曾專門區分過兩詞,區別在於逃離是一種積極的主動行動,“放逐”是一種無奈的被動逃離,但共同點都在於對原有秩序的離棄。See Antonio Negri, “N for Negri: Antonio Negri in Conversation with Carles Guerra,” Grey Room 11, Spring 2003, pp.91-92.但在一些學術訪談中,奈格里又將兩者混淆使用,只取積極的、主動的逃離一意。參見《放逐——內格里訪談》,載《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5期。“exit”是維爾諾使用的一詞,譯為“退出”,基本與前兩者意思相同,See 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Los Angeles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pp.69-71.

[18][意]奈格里:《放逐——內格里訪談》,張晶譯,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第5期。

[19]Paolo Virno, “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 in Radial Thought in Ital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96.

[20][英]邁克爾·哈特:《〈當代意大利激進思想〉·序言》,張勇譯,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3期。


【參考文獻】


1.Antonio Negri, 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2.Antonio Negri, 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1983. London: Red Notes, 1988.


3.Antonio Negri,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4.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 &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6.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s.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保馬"公眾號

PourMarx




https://weiwenku.net/d/10882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