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 一個人的文學史

南方人物週刊2019-02-05 12:39:50

  中國的珀金斯並非一日煉成

“《收穫》一直遵守著與人為善的傳統規則,不過於親近也不過於疏遠……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對創作實在是利好”


  本文首發於2019年1月21日南方人物週刊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發自上海、北京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8645字,細讀大約需要18分鐘


程永新    圖 / 彭輝


1986年底,剛在《收穫》雜誌上發完《青石與河流》的年輕作者蘇童“老開心咯”。


他不擅長寒暄和感謝,但也終於提筆給《收穫》編輯程永新寫信,自我介紹是個“貌似平和俊秀,實則古怪”的人。彼時蘇童正在寫《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諸多可愛不可愛的親人寫進去,“也許因為太認真太緊張,竟然不能像寫短篇那樣順,寫起來真是痛苦得要發神經的樣子,但也許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著現有的兩萬字像揣著一個妖魔。”


幾個月之後,“妖魔”到底在次年第四期的專號上釋放出去,連同洪峰的《極地之側》、餘華的《四月三日事件》、孫甘露的《信使之函》、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張獻的話劇劇本《屋裡的貓頭鷹》,一道在文壇驚豔亮相。這些作品脫胎於西方現代主義,愛用隱喻和象徵,多描寫夢境與虛無,充滿意識流動,被稱為“中國先鋒文學的號角”。那號角的衝擊波猶在,餘音嫋嫋,高低曲折,尚無定論。


好編輯並不乏,程永新的幸運是身處大刊,踩在時代浪尖,和一群最富革新力的小說家一道創造了歷史。而他性格當中的細膩又直接,嚴謹又包容,深情念舊,又讓他成為人緣最佳的文學編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家半數以上都曾與之鴻雁往來,引為知己。難得的是,那些珍貴的手寫信,他都細心地保管在辦公室的鐵皮櫃裡,妥帖如舊。每每翻開來,總忍不住笑,忍不住淚。


在友人的攛掇和出版社的鼓勵下,他終於在2007年,把那些壓箱底的通信、作家手稿、書評好好拾掇出來,整理成《一個人的文學史》。新版又加入了郵件、微博微信和更多的評論與訪談,越發豐厚。


賈平凹、馬原、餘華、蘇童、葉兆言、扎西達娃等作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寫給程永新的信,他都珍藏在辦公室的櫃子裡。這些信中的精華部分收錄在新版《一個人的文學史》上冊中   圖 / 彭輝


二十餘年過去,不再青澀的蘇童讀到當年的信,怎麼也想不明白,如何會自詡“貌似平和俊秀,實則古怪”?“大概是為了引起‘永新君’的注意吧。”他打趣,重讀穿透了時間的私言私語,“像是聞自己的襪子。


說這笑話之時,蘇童正在人大和出版機構為這部書操辦的研討會上。身邊一眾高知、評論家,將《一個人的文學史》作為學術課題,鄭重其事地分析,拋出了“文學史的民主化”“原生態”等等新概念與命名。


而坐在主席臺位置的程永新,壓根兒沒有想過,以半生職業所成來著史。在他,所做的無非是完成編輯的天職:當作家的忠實讀者,做那個“為作家提上衣的人”。


金宇澄設計的封面草圖



慧眼


關於程永新,在當初那幫文學青年口中必提的,是他的帥氣。


頭髮烏黑燙成流行卷兒,劍眉下的眼睛清澈如泉。餘華稱他“年少俊美,是上海鉅鹿路上的潘安”。賈平凹每每念及程永新,都是他的魅力,“尤其有那種笑。”


那是怎樣的一種笑?今天可能再難尋覓。三十來年後,我在上海和北京見到的程永新,都著一身運動款的深藍色羽絨服,腳蹬著跑步鞋,身段隨意不拘。拍照時,嘴角從當年舒朗的下半圓弧線,變成了如今略持重的上彎線條,一雙眼睛卻始終是清澈、洞若觀火的。


慧眼,正是文學編輯的首要素質。


馬原說,程永新是他認識的人裡“少數真正懂小說的人”。上世紀80年代,程永新從《上海文學》小說組組長楊曉敏那兒收到一篇湖南作家徐曉鶴的小說,不滿意,還了。楊又拿了一篇題為《院長和他的瘋子們》的小說給他。看完這篇,程永新說“我要了”。楊曉敏一個勁兒地在辦公室裡跟人說,“這個小傢伙真鬼,還真不能小看他。”原來前面那篇小說她自己也覺得不好,《瘋子》那篇是她想用的。拿給程永新看其實是測試他。“沒料想我看中了她就不能反悔了。後來《收穫》發了,反響不錯。”程永新笑著回憶。


李洱說,所有的人都知道,想給《收穫》寄稿,或者說想給程永新寄稿,是馬虎不得的,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寫的東西到底是不是過硬才行,碰運氣是碰不過去的。


像格非的《迷舟》,最初拿來時“像馬爾克斯小說的翻版,敘述語氣太像了”。程永新跟他說,模仿的痕跡還是要拿掉一些,另外,這個故事是不是還可以寫得更完善有力些。“格非的了不起就在這個地方,他用差不多一週的時間改完,看了之後我很驚訝,跟以前的小說完全是兩碼事!”


程永新曾經評價作者李榮飛鑑賞能力很高,這話其實有點擔憂他在創作時“眼高手低”。後來李榮飛去了河南,又寄了一篇小說《導師死了》給他。寫的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不堪生活的重負而自殺,文字詼諧,筆調誇張,讀得人噴飯。他提醒李榮飛注意小說的節奏,“當最後一稿改出來的時候,我有一種預感:一個好作家誕生了。李榮飛從此變成了李洱。”


中國的珀金斯並非一日煉成。


鉅鹿路675號的《收穫》編輯部位於滬上的法租界老宅裡。路過一樓餐廳和會議室的水晶吊燈,再走上旋轉樓梯,初訪客不免有進入舊時空的恍惚。推開305的編輯辦公室,文學雜誌和小說滿坑滿谷,卻不顯雜亂,倒比身處其中的編輯更像主人。再掠過創始人巴金的題字,隨手一放的自行車,牆壁上不知誰貼的明星畫報,活脫一方粗細兼有、古老與摩登並存的天地。


《收穫》編輯部    圖 / 彭輝


如今,所有的稿件,無論素人或名家,都要在這間辦公室裡經過一審、二審,然後到旁邊301辦公室裡,經由主編程永新或是副主編王彪審稿。


程永新的座椅上放著一個橘色橡皮圈,那是長年職業症候的物證。“坐久了肌肉勞損,墊著這個能舒服點。跟老巴金學的,他當年便用這個,後來我也去藥店買了來。”


他眼前常常會浮現初去《收穫》實習,老編輯蕭岱挺著肚子、提著熱水瓶去打水的畫面。“年輕的時候不懂事,擔心他們保守,慢慢發現實際上他們很包容,並有自己堅守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是一種無形強大的力量。像孔柔,古代文學的底子非常厚,完全可以當大學古代漢語的教授。蕭岱人特別正,有一種博大的胸懷。他們對文學作品的判斷,形成了一種氣質。”


而捋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線索,和作家討論人物的合理性,則來自於雜誌的主心骨、巴金先生的女兒李小林的薰陶。80年代初,寫《人到中年》的諶容,寫《在同一地平線上》的張辛欣,都是李小林約來。拿著稿子和作家們討論的她嗓音嘹亮,像“炸開的油鍋”,別人需要快速記錄她的意見。那些瞬間,程永新終於明白,一部小說如何出籠。他少年時期最崇拜交響樂團的指揮,李小林在他心目中就像一個指揮。


偶爾李小林會拿某個作家的稿子給他看,看完讓他在一張小紙條上寫幾句話。很久後他才知道,這張小紙條實際上跟考卷差不多,寥寥數語是在考核他的能力、理論素養和藝術直覺。


分歧時時有。作家須一瓜將一部長篇小說發給《收穫》,李小林建議她對其中一處有關罪案的關鍵細節作一些調整。她堅持自己的意見,小說照樣簽發了,這就是後來改編為《烈日灼心》的《太陽黑子》。須一瓜至今對這份包容與尊重心懷感激。


有時編輯會在作者的稿子上劃一道鉛筆記號。陳村感覺“那就好似開車被警察記了分,但又很講道理,允許申辯和討論,你要是說得有道理,他們就將鉛筆印子擦去”。


就在從巴金、蕭岱、李小林到程永新再到新一批編輯的傳承間,獨屬於《收穫》的文化養成。有作家歸納為:“儘可能地不抱偏見。平時它不跟你粘乎,但有了稿件就想和你談談。它不拖欠稿費,也會把稅單寄給作者。它尊重手稿,作品錄入後就寄還。它一直遵守著與人為善的傳統規則,不過於親近也不過於疏遠……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對創作實在是利好。”


《收穫》雜誌創始人巴金在世時贈給程永新的簽名版書稿《隨想錄》。程永新不慎遺失,後來又花幾千元從二手書網站上再次購回。程永新常會提到,《收穫》的包容與嚴謹之風,始自巴金    圖 / 彭輝



青春


練就“火眼金睛”的程永新,成了作家最愛交心的編輯。寫作者個性中不易得見的B面,在筆墨信箋間呼之欲出。


狂如馬原,會在信裡評點同代人的寫作優劣;稱自己拍電影“有信心達到安東尼奧尼的水準”,當寫出好詩的時候,“真要抖起來,哼哼小調。可不是在發頭條的時候。我的《星期六撲克》是一首絕唱,不信你出聲音地讀兩遍!只要兩遍就夠了,足夠。然後我將飄飄然等待上海詩人曉城(程永新寫詩的筆名)的讚賞。”


賈平凹直到2012年寫《帶燈》,用的還是稿紙和鋼筆。言語間滿是惴惴不安和讓人想不到的低姿態:“可以在沒人處罵我幾聲吧!永新!”


王朔的字有點軟,不是大家想到的那個渾不吝的朔爺,倒有點像內在的那個老王,溫柔而脆弱。


程永新第一次見到王朔,是在《收穫》編輯部。此人趿著一雙拖鞋,剃個平頭,張口就說:程永新在哪裡?誰是程永新?讓他哭笑不得。後來王朔開了公司,程永新去北京想見見作家們。沒想到王朔在長城飯店擺了一個很長的桌子,請了史鐵生等一群作家來,“夠仗義”。


程永新愛打牌,喝點黃酒。格非在華師大的宿舍是他們的老據點。程永新和馬原的撲克組合合夥得“心領神會”。諶容、北島、馮苓植等人組成的對子常被他倆打得落花流水。深夜聊得入港,只能翻過華師大的大鐵門去宵夜。在他記憶中,馬原人高馬大,翻越大鐵門時卻輕捷如猿,一點不輸給精瘦的李洱。


始終視自己為“文學圈外人”的漢子馬原,說人生中寫信最勤的對象就是程永新。在東北人馬原心中,哥們兒是這個世界最重要的事。“那是一種朋友之上的特別的關係。比家長,比女朋友,也不差。”然而翻閱《一個人的文學史》,最覺遺憾和不過癮的是,手寫年代,書中只見作家寫給程永新的信,他寫給和回覆作家的信極少。並非他吝筆,只因在二三十年的漫長歲月裡,大部分作家歷經種種生活變故、搬家,沒有幾個把程永新的信件留存至今。於是那些一語中的的小說修改意見,“小程、阿新”對作家們私下的觀照和體察,我們都難得悉了。


《收穫》筆會。後排左起:程永新、馬原、扎西達娃;前排左起:北島、馮苓植



“難友”


因為工作關係,《收穫》新進編輯餘靜如常在樓道和辦公室,和書裡那些面孔不期而遇。她感覺,這些先鋒作家好像才是她想象中的年輕人。“他們保持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興趣。真的是從心裡在找一種好的,突破的東西。而我們這一代人好像沒有那麼多活力,差很多。”


不再集聚成團,難掩的“沉悶與荒蕪”感,有個性使然,時代或難辭其咎。價值標準蕪雜,成名與得利的手段日益奇絕,早已是我們無法躲開的世相常態。而在1980年代,談什麼?奔什麼?什麼能成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話題,改變普通人的處境?


文學是一個必選項。


格非的早期代表作《迷舟》曾被《上海文學》退稿。李洱陪他去《收穫》碰運氣。上樓到編輯部“碰巧碰到”一年輕編輯,聊幾句對方就走了。緊張透了的格非,在回去的公交車上跟某個女乘客發生衝突,打了一架。下車以後還問李洱,為何沒有上去和他一起打。“(他腦子裡全是稿子這事兒,)我們兩個散步,他不停問我:你說我今天能不能給編輯打電話?該怎麼問?有一天終於打電話了,一打電話說稿子已經發了。”李洱笑著揭祕。


“張藝謀帶著《紅高粱》電影請上海專家看的時候,在北京火車站買了一本書,在火車上看完之後到上海就要找格非,《紅高粱》之後接下來要拍《迷舟》,很快圈裡面就傳了。”不論這段子的真假,格非“碰巧碰到”的編輯程永新,的確幫他叩開了通往文壇與讀者的大門。


1992年的冬天,餘華走進格非宿舍,向正在下軍棋的哥兒們宣佈,自己寫下了一部題為《活著》的小說,“對這個題目沾沾自喜”。


後來餘華和程永新去了華師大招待所,房間有四張床,他和程永新各佔一張,他逼著程永新馬上讀完。“程永新靠在床上讀,我在另一張床上躺著等待他的反應,他中間去了幾次衛生間,我聽到他在裡面處理鼻涕的聲音,我以為他感動得哭了,結果這小子每次出來時都說自己感冒了,讓我很失望。終於等到他全部讀完,已經是晚上,他總算說了一句讚揚的話,說結尾的景色描寫很美。”


如若說,格非、餘華們的寫作天賦以及京滬的文學土壤和人脈給了他們相對有利的條件,三四線城市寫作者則要艱難得多。某些人的寫作史,正如同現實版的《活著》。


給程永新寫信內容最長、情感最充沛的寫作者裡,有一個少為人知的名字——丁伯剛。和我微信時,年近六旬的丁伯剛正打著雨傘、穿著膠靴在外散步,語氣裡依然存著一分謙卑。


從老家到江西修水山區落戶時,丁伯剛在學校教書,身邊還帶著弟弟和妹妹。父母是走街彈棉被的手藝人,收入微薄。他不僅要負擔全家的日常生活,還要承受獨自在外的飄零。母親患肺結核大吐血,因為暈車不敢送到縣醫院,只能在鄉下醫院挨著。結果血吐了兩個多月,守在旁邊的丁伯剛乾看著,一籌莫展。所有無人理解的苦悶,不曾停歇的家庭爭吵,都只能通過寫作來排遣。“那時的寫作簡直不是寫作,是低吼,是絕望的咆哮。”


在那樣“窒息”的環境裡,他同誰寫信都滔滔不絕,更直呼千里之外的程永新為“難友”——因為覺得這樣的生命體驗裡,每個人都是受難者。


他原本想不到能有這樣的際遇。當時的華師大中文系研究生吳洪森把丁伯剛的中篇小說分別推薦到《關東文學》《上海文學》《雨花》,都沒有刊用。不料最後發在了《收穫》上,“那種意外無法形容。”寄回來的稿件上面有許許多多的摺頁,程永新告訴他,那都是主編李小林閱稿後留下的,需要修改。丁伯剛也不知是不是摺頁大的地方就要大改,摺頁小的地方就小改。總之歡喜又不敢怠慢,舉輕若重。但他記得最清的是,程永新跟他談到小說語言的透明度問題,他不甚明瞭,終有所悟。


因為在《收穫》發表了兩篇小說,丁伯剛得以離開鄉村中學,調到地級報紙《九江日報》做編輯,編文學副刊,“輕鬆了許多”。二十六七年裡,他業餘仍在讀書寫稿。總想“能寫一點與任何功利性、實利性無關,只對自己心靈有所負責有所交代的東西。甚至能不能寫出來都無所謂,只要一直在寫,不停止,就夠了”。



攻守


就在程永新新書研討會前幾天,閻連科接受《新京報》採訪,直言“一個偉大文學的時代已經悄然結束”。儘管後面跟著一句,“新的偉大文學的時代會到來”,意味卻是遠遠弱過頭一句的。


程永新則在十多年前,便早早意識到和點出了“文學的黃金時期已過”:“社會轉型期,全社會的創造力都迸發出來,文學引領社會的核心議題,才會造成那樣一個文學繁榮的特殊時期。90年代以後,文學和文學期刊都慢慢地回到了正常的位置。”


但在整體的正常之下,每個微小的個體,依然有著長久的焦灼、遲滯,乃至脫身而去。


扎西達娃,困頓於西藏文學圈的保守閉塞當中;馬原離開西藏,去往海南,生了幾場幾乎致命的大病,娶妻生子,20年不曾動筆,他說自己從未離開文學,從未停止讀小說——但也只愛讀“死人寫的東西”;洪峰因為當街乞討上了新聞,現在也是相妻教子,在雲南會澤開起了全省數一數二的土特產淘寶店……


孫甘露一度做起了都市媒體和藝術圈的策劃,程永新十多年前曾發出惋惜之問,“他缺席小說創作的內在原因,是時代的大變革和他的精神層面發生了衝突,還是他的敘事方式在轉化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難?”


說到底,寫作的痛苦,是生而為人的迷與痛。突圍,也在於對存在的突圍。


以先鋒姿態立足後,很多人開始反思寫作技巧革命的持久與合理性。畢飛宇表示要正視當下的生活,重新思考現實主義。《慾望的旗幟》發表之後,格非擱筆10年,轉而投入理論研究,認為“寫作的問題只可能是精神問題”,迴歸後的《江南三部曲》,以中國敘事和哲學重新佈局。


在海內外聲名卓著的餘華,新作引發的爭議最為喧囂。


《兄弟》和《第七天》,被評論視為“強攻時代”的代表。一次深度對話裡,前《收穫》編輯走走曾與程永新有過激烈討論。走走認為《兄弟》的下部失控,“為了濃縮所謂的真實,人物全都漫畫化,類似繪畫中的政治波普,看似有力量,卻缺乏真正的悲劇精神。”


“你覺得餘華下部的小說是亂寫了,那這個時代什麼都變了,我們的閱讀習慣為什麼不可以變一變?下部就可以寫一個完全放大、恣肆汪洋的狀態,這難道不是時代造成的?”程永新如此回答,並堅持認為《兄弟》絕對是一部重要的、能經得起時間沉澱的作品。


“這樣的說法,會不會不夠尊重走走作為讀者的直覺?”我問他。


程永新說在這樣光怪陸離的時代,會使作家產生一種飛起來的感覺。“但餘華的特殊之處在於,他被盯得太緊。寫了上部二十多萬字,出版社著急要籤合同,那就簽了,簽了就出了。如果上下部風格統一些,能更好。”


外部力量的裹挾,同樣會作用於文學期刊。出版的商業化,網絡興起,讀者分流,招架不住的文學期刊要麼增加其他類型的作品、玩“花活兒”,要麼廣告迭出,要麼,乾脆退場。


“《收穫》至今也不登廣告。老巴金的遺訓,他不想雜誌變味兒。”程永新說,巴金始終是《收穫》的靈魂。日子還能撐。只不過,期刊給作家們的稿費多年來還停留在千字百元的水準,低到可憐。好在幾年前,上海市開始每年貼補200萬給《收穫》,稿費提高到千字500-800元。最高的千字千元。程永新從不哭窮,七萬的發行量、員工的穩定,《收穫》沒有發愁過。


作為體制的一環,文學雜誌也面臨輿論的考驗和質疑。


1998年5月,朱文與韓東在一次聊天后,向全國數十位青年作家發出一份問卷,不少問題犀利、挑釁甚至玩世。隨後《北京文學》發表了56份答卷,以及韓東的《備忘:有關“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引起文壇的軒然大波。其中一道問題是,“對《讀書》和《收穫》雜誌所代表的趣味和標榜的立場如何評價?”有人直接回答了“平庸”或是“腐朽”。


韓東的解釋是,希望“以遊戲、惡作劇的心理刺激傳統價值觀和主流意識;提醒大家對個體化文學給予應有的價值鑑定。”而多年後朱文在與汪建偉的對談中表示,彼時體制內的秩序開始接納新作家,處在那個當口,是加入還是斷裂?設置問卷本身是“斷裂宣言”,也是一次行動。


行動後,朱文告別文壇,當起了編劇和導演。韓東,還是作家韓東,與文學界也並未一刀兩斷。不過程永新被問及此事,仍有些不痛快,“《收穫》對他(韓東)可是有知遇之恩的。”可視為這件事的尾聲的是:2015年,韓東以長篇小說《歡樂而隱祕》重回《收穫》,登上當年第四期雜誌。


在程永新看來,從老巴金時代開始,《收穫》就不是一本保守的刊物。當年《收穫》發表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後,有人批評它是黃色小說,傾向也有問題。編輯部壓力很大。“巴金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說這個小說確實有點‘黃’,這個‘黃’用了引號,但他說這是一篇好小說。還有安妮寶貝的《蓮花》,小四(郭敬明)的《臨界·爵跡》都曾登上《收穫》,爭議聲很多。我們很謹慎,但也很開放。”


程永新與巴金



燈繩


2018年下半年,《收穫》在第四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說專輯。九位作家裡,除生於1984年的郭爽、1986年的班宇和1987年的董夏青青,大部分為90後或80年代末出生。


曾經,文學期刊、評論家充當了作家的發現者、庇護人和聲援者。今天呢?編輯吳越提到,如今文字好、有文學自覺的文學青年不會被埋沒,“真不會存在哪一個作者是沒有寫作前史的,就算從來沒在文學期刊上發過,也往往是網絡平臺紅人了。我們對他們的關注和扶持的重點不是發掘他們走上文學道路,而是從他自身的創作出發,以我們的經驗盡力幫他們更多地去找到自己和別人的不一樣,確立他們自己的路向。”


在瀋陽做圖書編輯的班宇,“豆齡”長達12年。他以“坦克手貝吉塔”為筆名在豆瓣上寫樂評,開過專欄《東北瘋食錄》,讀者過萬。


雖然此前他也在《大家》和《鴨綠江》上發過作品,但並不清楚《收穫》在期刊界是怎樣的存在。“文學期刊對我來說太陌生了,還是豆瓣閱讀的編輯引薦給《收穫》的。我給吳越看了兩篇,她都不太滿足,這點我也驚訝,《收穫》要求這麼高嗎?很困惑。後來她問我還有沒有其他作品,我說剛寫好一篇,你隨便看看,也就是後來的《逍遙遊》。”


小說當中的“我”對同伴趙東陽有一節關於“人如鯊魚”的囈語,是表現內心荒涼又還未沉底的一段,接近200字。程永新覺得,其中有一半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去掉一些,在人物推進中呈現,而不是讓他全說出來,會更好。


班宇一下便明白:作者應該更自信一些,不必什麼都講給讀者聽,不必什麼都告訴。作者也要對讀者有信心。他果斷地刪去了冗餘的幾十字。


這篇發表之後,班宇認識了很多期刊編輯,發小說也變得更順暢。2018年底,《逍遙遊》被九位評委高票投選為當年度“收穫文學排行榜”的短篇榜首。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


他還和青年專號上的大頭馬、王蘇辛等同輩作者,一起參加了清華大學與《收穫》合辦的七天工作坊。李陀、格非和程永新等人與年輕作家一起,針對每篇作品發表意見,氣氛熱烈。班宇覺得,不僅眼界拓寬,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是有人與他同在一條路上,很受鼓舞。


在“全民低頭”(玩手機)、共識難以達成的年代,文學真的不景氣,是必然要承受的孤獨嗎?寫了十多年的作家周嘉寧覺得,自己從來沒有感覺到衰敗跡象。“2000年前後‘新概念’的繁榮確實製造了一個出版界的泡沫。那時出書容易,但對作家卻並不是好事。這些年市場逐步成熟,文學形態越來越豐富,未來也不再適合拿80、90後這樣簡單的概念來區分和推介作者了。”


對周嘉寧與班宇這代,閱讀資源早已與世界同步,生存也不算窘困。他們最大的心願不再是憑作品進入文學史,刻下自己的名字,困惑也不再是探討文以載道還是技術為上,而是用書寫來解決自身與世界的關係問題。


好些年前,蘇童曾經這樣描摹過他心中的小說世界:“那是一座巨大的迷宮,我和所有同時代的作家一樣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尋找一根燈繩。哪一天能夠摸索到那根繩子,把它往下拉,那驟亮的燈就會照亮你的寫作,照亮你的生命。”


這段話,程永新一直難忘。其實,默默做了幾十年幕後推手,他心頭的那點兒文學念想並沒斷。十多年前他便完成了個人流浪三部曲中的兩部:《穿旗袍的姨媽》和《氣味》。今年,剩下的那一部長篇,也該提上日程了。


“讓我們都別忘了繼續尋找那一根根隱蔽的燈繩,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


參考資料:《一個人的文學史》,《收穫》60週年慶祝會、《一個人的文學史》人大研討會及2017澳門文學節現場討論記錄。實習記者聶陽欣、章蒙熠對本文亦有貢獻。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所有受訪者及謝錦、柏冰玫、楊慶祥、阿乙、陳鬱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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