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能青年旅店 並肩莽莽原野荒 | 時代的肖像​

南方人物週刊2019-07-06 11:17:18

在艱難的自我辨識後,萬青日益確證了他們既有的存在方式。“同行這麼多年的動向,我們多少都瞭解,但好像從來不在哪個圈子裡”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17期

文 | 本刊記者 鄧鬱  發自石家莊、北京

編輯 | 楊靜茹  rwzkyjr@163.com

全文約6325,細讀大約需要13分鐘

2019年5月30日,石家莊棉紡廠排練廳,姬庚(左)與董亞千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底稿算是有了,現在看來還挺好的。”


5月底到石家莊,問起萬能青年旅店樂隊第二張專輯的進展,主創姬賡和董亞千異口同聲。


對這張磨合了好幾年的新專,外界目前瞭解的信息僅限於:一張概念專輯,基於樂隊冀西南山路騎行見聞而生髮。在已經演過的《泥河》《採石》《山雀》和《墨麒麟》之外,還有其他曲目產生。但編排形式和結構,依然待定。


“編曲更飽滿和複雜了,立體感和空間感更強,我們寫旋律的能力和思維能力肯定比第一張要有進步。”姬賡介紹。


“有聽眾覺得,歌詞裡,烏雲、雷聲這些意象,用得有點頻繁?”


他擡起頭。“就是故意的。可以把這些理解成一個舞臺的佈景,設定性的詞彙。我就是要重複到你特別討厭,或者讀出我想說的信息來。不過現在看來是討厭的(聲音)多咯。”姬賡自嘲。


花這麼長的時間,精力都耗在哪兒呢?


“之前做的很多事情不想重複。以前用過的編曲辦法啊,一些習慣,都想換換。特別是錄音,首專我們是不滿意的,太光滑,沒層次。這回要好好整這事兒。”哥兒倆意見一致。


創作上的抱負,表達信息的紛繁,技術上的日漸嫻熟,如何轉換成成熟的作品形態,又不至於陷入迷亂,或許是這個階段的萬青要斟酌的問題。


“還會不斷推翻,到最後就是做減法。”董亞千說。“為什麼整這麼長時間?錄音的想法,也是要緣分的,你知道。”


快6月的天兒,他穿著件有點皺巴的薄綠襯衫,釦子一粒沒系,微起的肚腩敞著;頭髮照舊的油膩,“收拾屋子來著,沒來得及洗。”他撓兩下頭,有點不好意思。


從2002年成立至今,萬能青年旅店的音樂品位和態度,都和董亞千的造型一樣,經年未變。寫歌的瓶頸,生活的瑣碎,市場的誘惑,音樂大環境的遷徙流變,多少也會如蠶食一般,撕齧掉一些熱情。


但總有些寶貴的東西留了下來,至於究竟是什麼,姬賡也說不上來——讓他形容自己,總是一件詭異的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專注與清高,潛沉與保守,已難分彼此。


“總還是越來越會變好吧。”這個信心,他有。


在家中練吉他的董亞千。2019年5月30日,拍攝於石家莊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琴癮


半個月裡,董亞千去了香港吉他沙發(樂器行)兩趟。


戰利品三件:1954年的Fender Stratocaster by John English,1957 年的Gibson Les Paul,還有剛剛斬獲的1961年Fender 元年吉他original Fender Jazzmaster。


對搞樂隊的人來說,一把得心應手的樂器不只是工具,老夥計,更像soulmate(精神伴侶)。在棉二倉庫附近的排練廳,董亞千的這些新老傢什裝在樂器盒裡,一字排開。


“挨個寵,呵呵。”琴痴董笑得開了花。


“剛買的這把61年的Fender特別好,可能是我所有吉他裡最好的。沒有多餘的聲音。味道特別正。”他感覺Fender最出色的工藝年份就是1959年到1962年之間。“那個時候的琴,材料和做工都不惜代價。現在你必須買最好的Mass builder,才能和那時的老琴相比。”


“這和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濃郁的搖滾氛圍有關嗎?”


“也許吧。現在Fender那幾個頂級的制琴師,都是吉他手。不過影響做琴的因素很多。可能和天氣也有關呢。”董亞千樂了,語氣卻是認真的。


“音色這個東西也許有規律可循,但到底還是個人的體會?”我問他。


“嗯……彈出來,自己能知道,這個聲音是對的。”倏而又補了一句,“琴會學習。你演奏的時候適應它,它也適應你。時間越長,就越來越穩定,越好。”


2009年,他們曾坐著火車到北京看前衛音樂家大友良英夫婦的現場演出。藝術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言。姬賡也記得大友的Gibson吉他好聽。“哪怕是同一款,也必定是老琴好聽。後來遇到制琴師,我還特別想買。”


採訪那天,董亞千民心河畔的住處,還來了位樂隊的朋友:假假條樂隊主唱劉與操。齊肩長髮,破洞仔褲,帶度數的墨鏡,光著腳丫和董亞千坐榻榻米上,逍遙自在,聲浪卻大過主人數倍。


2019年夏初,假假條樂隊主唱劉與操(右)在董亞千家中 圖/本刊記者 鄧鬱


“他可是伯克利音樂學院(爵士吉他表演、爵士作曲雙專業)的高材生,理論很系統,民樂非常精通。”董亞千盛情介紹。“這不還在看他借我的教材呢。”他指了指書架上的《爵士作曲理論與實踐》。


“聽了他們新專的排練,感覺如何?”我問劉與操。


“不錯。吉他線性的riff更好了。”他爽快地回答。他說最欣賞亞千的,還是他對審美的堅定。“有的樂隊心裡是沒有一個聲音的。他很響亮。”


“其實我倆在審美上差異很大,經常發生爭執。不過這沒影響,哈哈。”董亞千接茬兒。




食糧


買琴成癮,一方面是好琴越來越不容易買到——像巴西玫瑰木已經停產多年。但也有很重的補償心理:“以前沒錢,現在愛買琴囤琴,也算報復性消費吧。”董亞千老實承認。


窮,是那代獨立音樂人的共同記憶。但在一片貧瘠裡,難得的是遇見好惡相投者。


近20年前,考到湖南的萬青經紀人趙亮,也是主創姬賡和小號手史立的大學同學。大一時,趙亮身在話劇社團,意興闌珊,一時半會還脫不開身。關於姬賡,他很早注意到此人,搖滾範兒,頭髮略長,看著和其他人不那麼一樣,後來終於找機會認識了。


“學校有個小禮堂,有次亞千過來找老姬玩兒,他們倆一起排練。我好奇,進去聽。那時我聽的東西不多,問了下亞千是誰的歌兒。他說了個誰誰誰,我根本沒聽明白。”趙亮說,後來才知道,他們玩的是Stone Temple Pilot(石廟飛行員樂隊)。“西雅圖之聲那路的。X,這也太酷了。”


圖書批發市場不時來學校做書展,他時常能撿著“寶貝”:“其實都是好書,滯銷的,5折算高的了。那時大家都窮嘛。我尤其窮,幾十塊能捲回來一大摞。記得有套人文系列,有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還有摩羅和誰來著。起身一看,喲,他(姬賡)也在買,趣味相近哈。”


2016年7月3日,趙亮(中)和兒子在萬青“河北墨麒麟”巡演青島站  圖 / 大歲


話劇團,就此作別。借磁帶,換書看,喝酒,聊通宵,就這麼近乎了。趙亮記得,木馬和沙子的第一張專輯,都是在姬賡租的房子裡聽的。他見證了樂隊從The Nico更名為“萬能青年旅店”、第一張專輯的出爐,乃至後來成為同事。但趙亮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首專之前那張完全沒有詞的DEMO:編曲裡有薩克斯,和他之前聽過的所有音樂全都不同。


“感覺樂隊的想法特別多,他們把那些想法全都塞在了那個DEMO裡。現在看可能不太成熟,也能聽到不少國外樂隊的影子。但當時聽的人仍然感到很興奮。”


託打口碟的福,董亞千和姬賡在青春期一頭扎進西方搖滾這攤泥。早期的根源布魯斯和先鋒爵士汲取自Jimi Hendrix、SRV、Frank Zappa等大拿;後來漸漸趨向於迷幻和前衛搖滾,則少不了King Crimson和宇宙塑料人的滋養。


這兩支樂隊的共同點是成員多為藝術家、詩人,來來去去,自由無礙。不光有很強的音樂和人文素養、演奏技術高超,還有天馬行空的創造力和龐雜的器樂結構與編排。風格在前衛與旋律性之間遊走。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聽過宇宙塑料人後感嘆,“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


那個時候的姬賡和董亞千,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消化系統比較好,學習能力也強。那個年齡做什麼事都特別重要,那時候聽的音樂是絕對塑造性格,反而現在聽多了,影響就沒那麼深刻。”


雜食是必須的。去排練廳的路上,董亞千讓劉與操給他推薦一些古典音樂的必聽曲目。


“《巴赫平均律》,貝多芬交響曲之一三五七九。《貝九》太好了。”


“繼續說。”


“德沃夏克《自新大陸》,馬勒二(第二交響曲),《春之祭》。肖斯塔科維奇一般。肖邦的練習曲可以有。巴洛克時期聽巴赫就行。我覺得你會喜歡古典,浪漫到現代時期,和聲好的。對了,勃拉姆斯也不錯。”


劉與操呼啦啦地列了一長串,到排練廳,興奮地拿出手機裡錄的自個兒的新歌,逐首放給姬賡聽。對方直誇他唱功好,他樂得屁顛屁顛兒的。飯桌上,董亞千若有所思地問,我是不是也得練練唱?


其實上學那會兒董同學就跟著所謂專家上過聲樂課。就一堂,再無下文。他解釋道:“我以前挺愛唱歌。後來就不太愛了,光愛彈琴。覺得學唱歌有點傻X。可是吧,年紀大了,還得練練聲,調整氣息。錄音時老抽菸,得了咽炎,也得戒。身體好了,才能搞音樂對吧?”


2017年,石家莊,左起:小號手史立、主唱(作曲及吉他)董亞千、鼓手小耕、吉他蘇雷、薩克斯楊旭、作詞兼貝斯姬賡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跨越


鐵軌。商場。學校。民心河。篝火。板面。燒餅。捲菸。胡侃。囈語……


那些屬於世紀末和世紀初的畫面,在後人嘴裡咀嚼成傳奇,當事者卻只當日曆般,撕過便了了,何必再提。


連照片都不曾留下幾張的樂隊,面孔和質地,還是當年的樣子:董亞千和姬賡,彷彿就是少年心氣與少年老成的代言。而“傻鳥”與“廢人”,是社恐症的他們早年的自封,也被惺惺相惜的同類引為理解的暗號。


在放縱與窘迫中熬過最初的幾年。終於,《不萬能的喜劇》不插電版出來。創作者音樂上的浩瀚野心和編曲上從容的法度呼之欲出。大提琴,曼陀鈴,,薩克斯,次第穿透寥寥幾句歌詞,先明麗而後磅礴的樂聲,令人耳邊一亮,很快在網絡上聚起樂隊的第一批粉絲。


董亞千清澈的嗓音,和姬賡抒情而節制的詞,形成了奇妙的化學反應。接著是那一首首此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曲目。有一些是總結了之前的動機,譬如《揪心的玩笑與漫長的白日夢》,主旋律原本就耐聽,後來得以繼續發展。後期的《大石碎胸口》《在這顆行星所有的酒館》和《烏雲典當記》或可歸屬於更自覺的創作。相似的基調、歌詞,都直接反映出主創姬賡的思考,而抒情的部分多半來源於作者本人的閱歷和認識。


器樂和編曲上的氣勢,特別是史立的小號,在《秦皇島》裡酣暢淋漓。有的聽者想到了王小波的《我在荒島上迎接黎明》:


太陽初升時,忽然有十萬支金喇叭齊鳴。陽光穿過透明的空氣, 在暗藍色的天空飛過。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燒著十萬支蠟燭。我聽見天地之間鐘聲響了,然後十萬支金喇叭又一次齊鳴。


到反響最大的《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崩塌如嘆息,“殺死”更文雅如戲謔。萬青的成員雖然三十未至,卻在這張專輯裡,實現了少年至青年、到中年的跨越,如地火一般卷裹和擊中了網絡時代的聽者。回過頭看那股狂熱追捧裡這張首專獲得的共鳴與解讀,在非音樂性上的意義也許蓋過了音樂性本身。而這,並不以樂隊本身的意志為轉移。


首專發表的2010年,中國搖滾已經走過二十餘載。就在離石家莊不過兩三百公里的超大都市,重金屬和朋克的興起,圓明園和霍營村落的扎堆,北京新聲的聚合,電子和實驗音樂的登場,民謠的走紅與昔日樂手的流行化——潮浪迭代了一波又一波。這個十年之末,就連中國的商業巨頭和大眾綜藝也看上了Rock N’Roll,創作者、平臺和受眾,從互不理睬的幾端,到相互試探,乃至熱烈擁抱。


不管這引發了多少爭議與褒貶,在搖滾樂等各種音樂形態裡,中國人越來越釋放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分眾、分層愈加明晰。


而萬青,在艱難的自我辨識後,日益確證了他們既有的存在方式。“同行這麼多年的動向,我們多少都瞭解,但好像從來不在哪個圈子裡。”姬賡說,他們好奇新人,也懷念“地下怒潮”時代的氣息。樸實粗糙,決絕清醒。“那挺值得珍惜的。”


2016年底,萬能青年旅店樂隊在廣州草莓音樂節上演出 圖/麥啟烜



根據地


初夏的石家莊,天不算透亮,但足以暢快呼吸。董亞千推開自家陽臺的窗。“你知道幾年前從這兒看出去是啥情形?烏突突的。這兩年真是好了不少。”


姬賡接了句:“都沒啥重工業了,全改賣地了,肯定得好起來。”


無論成長於斯的這座城如何變,他們是篤定在這兒了。幾畝幾分田的方圓,家、單位、排練廳,不論啥交通工具,十分鐘皆可達。創作漸趨穩定,還能捯飭捯飭琴啊,古玩啊,隔三差五來北京的畫廊會會朋友。音樂節演出,就一單一單走著,乏了就歇,緊了就調。畢竟是積累舞臺經驗和人氣,也要攢繼續做音樂的本錢。


對幾個不算貪心的中年人,這樣的日子,夫復何求。


可終究還是有操不完的心。


萬青的音樂都是母體式的:先有動機,接著找到新生音樂的一個基本精神,再捶打出一個成熟的經典的形態,最後就是攜帶母體精神的各種現場變體。所以每一次現場都是實驗,不會在“重複”中耗損音樂的精神。


但演了幾百回,他們的演出還是“冷”。冷度並非來自臺下,而是成員自身——到今天也還不是那麼熱愛演出,羞澀,有時甚至發懵。“總在慢慢地適應舞臺吧。2017年底在上海Modern Sky lab的那次專場,感覺就不錯:千人左右空間,音響燈光到位,觀眾也有呼應。”


這樣的地方,全國有多少,姬賡沒統計過。“還是集中在大城市吧,但也未必,好多地兒我們都沒走過呢。” 


吃過三巡,他吐起槽:“聽說有的演出平臺現在做巡演,直接把石家莊就給pass(刪)了。這不成啊。”雖然無法和一線城市的livehouse相提並論,但像守望者、紅糖等音樂現場空間能在石家莊做起來,維持至今,挺不易。姬賡很為它們不平。


行業裡有人多年來堅持全國巡演,帶動中小城市的livehouse氛圍,這令樂隊甚為感動——“牛X!我們,還是有點懶呀。”


性格命定,似乎也沒什麼可多說的。再者,沒有新作品,巡演意義也不大。


斜陽下,就著花生毛豆、釘螺扇貝羊肉串和福佳白,話頭忽然轉向了十一二年前的那次南方巡演。 


姬賡:第一次去廣州,趕上春運,我在中間坐,旁邊老太太暈車,吐得……饅頭和王朗(當時樂隊的兩個老外樂手),兩人喝著老白乾,身長臂粗,好傢伙。去深圳,駐場那幾個幹活的小年輕說(咱們),這幫北方樂隊不理人,嚼著檳榔,穿拖鞋。還故意問,票賣得怎樣?沒人看你們。全是羞辱挖苦。其實那回,30到40塊一張票,賣了一百多張,沒虧。結果到長沙演完,收入有4600多,咱都傻了,兩百多張票!


董亞千:當時饅頭激動得快哭了。他倆都是學中醫的。饅頭鼓打得不錯。王朗是個怪吉他手,彈起來很愛爾蘭。他唱歌好聽。那幾次演出都是王朗先唱半個小時,接著咱們再演。都瞎玩兒。


姬賡:情人節,就連那些個髒賓館都訂滿了。咱們住酒店,兩百多一晚,嘖嘖,心疼的。後來斥巨資買了飛機票去深圳,玩了兩天。歡樂谷,激流勇進,其他人都5塊錢買雨衣,穿著背心,保護得特好。咱們捨不得花那錢,滋了一身。演出前,腿直髮軟。狀態差極了……


“做搖滾,根據地還是得在livehouse,哪怕它整得像夜店,哪怕音響再湊合。你想想你十幾歲逃學看音速青年(Sonic Youth,1980年代的美國搖滾樂隊),和你有錢了,四五十歲再去歐洲看大牌演出,完全不一樣。”眼見的,姬賡情緒上來了。


轉瞬已近20年。不管樂不樂意,生活秩序、工作方式和作息,都比從前翻了個個兒。那個血氣方剛的趙亮,如今是萬青和杭天的經紀,同時面向公司的幾十組音樂人做企宣,還要照顧孩子,後兩者往往耗費更大的精力。“我這個經紀人當得真不太稱職。”趙亮頗有點自愧。


亞千沒啥掛礙,每週都得有幾天排練。有空就陪下老人。最近摩托車都不騎了。“有點兒過勁兒了。以前可沉迷了,看見(車)都得擦。”年少時的抑鬱,唯有舊作為證。“現在看,哪個人年輕時不會抑鬱?還好沒拖到中年是吧,不然扳不回來了。”他自我總結。


姬賡則比我初見時越發的多思、謹慎,顧全大局。趙亮很理解這個樂隊主持者的心境:除了管理日常業務,還要權衡各方,顧慮樂隊的公眾影響,避免各種不必要的爭端。“如果不是他這麼細心,這樂隊可能撐不到現在。”


在萬青的新作裡,趙亮聽到姬賡詞裡少有地顯露出一些特別感性、特別個人化的東西。“其實看到的就是生活,就是愛與疼痛,不覺茫茫道路長;生活歷險,並肩莽莽原野荒。也許他不這麼覺得,可這是我所聽到的。”


(參考資料:《在崩塌之前,地火之上》,感謝趙亮、陳鬱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聶陽欣、張瑋鈺、劉蓓佳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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