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 語自在者 | 時代的肖像

南方人物週刊2019-07-11 13:49:37

阿來覺得,通過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內容,才能避免誤解和誤讀,才有助於抵達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語自在》,那是一種自由的言說狀態,他認為自己在“語自在”之中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9年第17期

文 | 本刊記者 衛毅 實習記者 張瑋鈺

編輯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約5796字,細讀大約需要13分鐘

2019年5月27日,拍攝於北京歌華開元酒店 圖/本刊記者 姜曉明



“5•12”中斷了阿來兩次小說創作。一次是2008年,他正在寫《格薩爾王》,成都的高層居所劇烈震動起來,他用了幾秒鐘反應過來,這並非書中神靈觸怒,而是眼見之現實。另一次是2018年,他正在創作關於探險家的小說,“5•12”十週年紀念的警報聲在成都上空響起,他瞬時落淚,開始動筆去寫之前曾刻意避開的關於地震的小說。一年之後,有了《雲中記》。新書用三頁交代了創作的原因。其中一條讓人感到有些意外:向莫扎特致敬。


阿來坐在我的對面,講起莫扎特。


“5•12”地震之後,阿來和許多志願者一樣,去往災區。某天晚上,在映秀跟汶川之間的一個地點,阿來一個人躺在他的車裡。儘管很累,但他睡不著。離車不遠處,一臺挖掘機不捨晝夜,仍在工作。距離“5•12”已經四五天了,廢墟下面沒什麼活人了。除了個別的生命奇蹟。


阿來待在車裡,感覺有些麻木。他在想,當人不再哭泣之時,似乎沒有一個更好的對待死亡的方式。地震死去的人太多了,連充分釋放痛苦的機會都沒有。阿來想著車上應該有點聲音,他看到有一盤莫扎特,就塞進了音響裡。《安魂曲》響起,是悲傷的,又是莊重的,在音樂裡頭,他感知有生命在昇華,並沒有隨著肉體的消逝而消逝。此後,這個聲音常常環繞他周遭。“寫作這本書(《雲中記》)時,我心中總迴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


阿來會想到對《詩經》的言說——哀而不傷。節制是對生命的尊重。這些他都懂,但在映秀和汶川之間的那個晚上,他感到此說頭一回那麼真切。夜太靜了。他心中並無恐懼。他躺下,看著滿天星光,四下無燈火,只有挖掘機“咣咣”之聲滲入《安魂曲》中。


十年前中斷的《格薩爾王》,他此後用了九個月寫完。一年前擱置下的探險家小說,他至今沒有繼續。他仍在《雲中記》裡。



《雲中記》彷彿一本意外之書。震後十年間,他並沒有想過要寫一本關於地震的小說。


地震之後,阿來去了災區,幫助救援。他還去了北京,和友人為災區募款。阿來那時候的想法是,應該先忘掉作家的身份。他不想寫關於地震的任何東西。媒體打電話約稿,他說不接受採訪。“我既不告訴你我看見了什麼,我也不會寫。”他只是給關於地震的一些口述史寫過序。當時誰想寫東西,他會幫助他們。“災民往往分兩種情況,一種什麼都不想說,一種特別願意傾訴。我可以幫助那些特別願意傾訴的人。傾訴對他們來說是某種心理治療。” 這是他接受的文化人蔘與震後重建的方式。


2018年5月12日,情況發生了改變。他幾乎是坐在家中和十年前同樣的位置,警報響起時,對面的樓沒動。阿來發現樓模糊了,一向剋制的他,淚水流了下來。


地震後,阿來見過阿壩州一個副州長。他一見到阿來,就哭了起來。阿來問他為何?他說,這裡的城鎮、鄉村、道路、房屋,各種基礎設施,我們幹了三十多年,一夜之間全都沒了。他比阿來還大兩歲。他說我們不可能再有個30年了。“這等於說是把他一生工作的意義全都取消了。”類似這樣的情感,到10週年那天好像有了一個總爆發。“我突然想都沒想,就開始寫起來。”這是《雲中記》的開端。


阿來來北京,是因為《雲中記》的出版。他所住酒店房間的桌子上,還擺著一本書。他拿起來,給我看,是《蘇詞彙評》。這是蘇軾三百多首詞的全集,而且把歷代對蘇詞的評價附於其後。“這書做得很好,不是流行的那種做法。”他每次出門帶的書都不一樣。大概每三年左右,他會把中國的詩歌、散文有選擇地重溫一遍。這是為了保持語言的感覺。語言的感覺不會憑空而來。在他看來,從網絡上撿點兒新詞,這些是可以的,但是那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他拿起手中的蘇詞,“他們才是非常講究的。”


蘇軾是阿來的第二愛,他的最愛是杜甫。在他眼中,這兩位在書寫領域當中,幾乎無所不能。蘇軾既能“大江東去浪淘盡”,也能“十年生死兩茫茫”。杜甫能寫憂國憂民之詩,也能寫 “黃四孃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他們不拒絕內心的各種感受,這是非常真實的全方位的生活。”


阿來的行李箱裡有好酒好煙,身上衣服是奢侈品牌。他對生活品質有要求。他同樣對此警覺,精神世界的探究不敢偏廢。阿來的生活保持規律。他不像一些作家,要下午才起床。早上9點開始的採訪對他並不構成問題。“我沒有當過職業作家,我朝九晚五都要上班,每天7點之前肯定起床,沒有早上睡覺的習慣。”


阿來認為,作為一個作家,會經常說“深入生活”,但如果沒有一個確定的職業跟社會身份,其實“深入”可能就有問題。“那可能永遠就是個旁觀者,是吧?但是如果有一個職業,職業中遇到的事情就都是非常真切的,不管是好的壞的。”


一個人身處各種真實的人際關係中,就會面對各種利益糾葛。“在這個時候,你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管理的團隊也好,他們會迅速把你是作家這件事忘記。”阿來笑了,“比如我跟我的合作伙伴簽訂合同,他不會說你是作家,我讓你兩個點。我的員工有什麼要求,也不會因為我們老總是作家,就讓步。”阿來曾為人矚目的一個頭銜是《科幻世界》社長和總編輯。1996年,他從阿壩文化局去往成都,接手《科幻世界》。彼時《科幻世界》狀況並不好,快辦不下去。在他接手後,許多雜誌上的名字開始被關注,日後最有名的是當時初出茅廬的劉慈欣。“現在的人喜歡說我發現了誰。我不喜歡這樣說。我不喜歡這樣說別人,也不喜歡別人這樣說我。” 


最近,阿來還做了電影《攀登者》的編劇,為了體驗生活,他登臨喜馬拉雅山脈六千多米處。他自己並非特別熱愛登山,環保問題似乎更能激起他的關注之心。珠峰腳下一地的垃圾讓他反思,“商業登山真是必須的嗎?”這和《攀登者》裡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有了太大區別。


阿來始終是個反思者。他認為批判和反思是作家的基本責任。但在他眼裡,丈量文學最好的尺度是情感。“有的人經常說深度。說你要說思想嘛。如果是說思想的深度,有哪一本小說能比哲學家的書有深度呢?甚至你也不及歷史學,不及人類學,不及社會學,因為他們是用一種非常專業的分析方法來處理材料。小說是講人的故事,而人是靠什麼?情感。中國傳統文學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抒情性。”阿來說。


阿來覺得通過熟悉的語言寫熟悉的內容,才能避免誤解和誤讀,才有助於抵達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語自在》,那是一種自由的言說狀態。


阿來寫了幾十年。我問阿來,你在“語自在”之中麼?


阿來回答:我覺得是。


2005年,阿來 圖/本刊記者 大食


人物週刊:《雲中記》的寫作是從哪裡入手的呢?


阿來:幾年前,一位攝影師給我看了一張他拍的照片,他問我,你知道這個村吧?我說,這還用猜嗎?這就是那個村。這個村跟我小說裡寫的村很像。這樣的村很多。這樣的村,在地震中,房子破壞很嚴重,重要的是,將來它還會再面臨同樣的問題。地震造成的次生災害會不時發生,並不適合重建,更多的是採取移民的方式。給我看照片的人還拍了村裡祭司的兒子在廢墟里敲鼓。祭司的兒子說,現在活著的人有政府在管,但是我們都走了,村裡的那些鬼魂誰管?作為祭司,他要回去,管這些鬼魂。這個形象觸發了我的寫作,我開始動筆。


人物週刊:這是一個藏族苯教的祭司,這和你是藏族有關係麼?


阿來:汶川就有很多藏族。可能我寫藏族更得心應手一些。真要懂的話,得懂語言。這裡是萬物有靈論,萬物有靈論就有自然崇拜。我正好希望討論人與自然的關係。


人物週刊:在你的小說裡,有神靈,也有科學家,你似乎是在讓大家做出自己的選擇。


阿來:我們每個人都會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或者在自己所受教育的背景下,接受不同的對於世界的解釋。我自己是相信科學的解釋。大地並非與人為敵。因為除了依附大地,人無處可去,這就是人的困境,根本的困境。


人物週刊:現在全國好像有一股科幻熱,你怎麼看?


阿來:我認為沒有什麼科幻熱。現在有劉慈欣熱,沒有科幻熱。科幻總體在下行,其實當年的那支科幻創作隊伍,大部分都已經瓦解。


人物週刊:瓦解?


阿來:對啊,很多人不寫了。還有很多在寫的,已經不寫科幻了。更容易寫的是玄幻啊,諸如此類吧。寫科幻是有難度的。


人物週刊:科幻要有科學基礎。


阿來:要講道理。


人物週刊:你在《科幻世界》這麼多年,沒有想過寫科幻小說麼?


阿來:沒有想過。我去那裡不是去寫科幻小說的,把這個平臺做好,這對一個做雜誌的人來講更重要。如果平臺不夠好,沒有推廣能力,發現了好作者好作品也白髮現,也不能造成影響。


人物週刊:地震的時候,你原本沒有寫小說的想法,這十年中是怎麼慢慢變化的?


阿來:地震的時候,我認識到,我們中國人好像對死亡,並沒有一個更深的考究。一個人生命的失去就是悲痛,悲痛完之後,隨著時間的消失,慢慢減輕這種創痛,最後遺忘。中國人是最善於這個的,當時是非常悲痛的,但是過後又是迅速遺忘的。這跟西方有點不一樣。西方文學中,比如最典型的災難就是戰爭,西方人在寫戰爭、寫死亡的時候,好像能寫出一些對生命本體的哲理性的思考。恐怕我們要寫災難也要這樣。


人物週刊:這是非常特別的對生命的體驗。


阿來:我覺得,對我來說,除了愛情之外,這個經歷恐怕是最重要的。都不需要自己想,那些場景都會經常下意識地出現。它慢慢地內化了,成了你的一個創傷。


人物週刊:你寫《格薩爾王》,是要對這個經典重新做一個解釋?


阿來:《格薩爾王》誕生時間很長了,但是越往後,文本被改造的東西越多。我其中寫到格薩爾王戰無不勝。反正最後他打不過就是神來幫忙,就像這《西遊記》之無聊也是這樣。反正他過不了關,就有人來幫忙,天兵天將就來了,或者哪個神仙就來了。這有點沒勁。我是讓格薩爾王自己覺得,他們天天打勝仗沒意思,他甚至想失敗一次。


人物週刊:我挺好奇,當初為什麼許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塵埃落定》?


阿來:我們的市場一直在呼喚創新,但真正當創新的東西出來之後,其實它有點兒陌生,不知道怎麼評判,沒見過它就沒把握。當時文學的市場化剛開始,我們中國人一想到文化的市場化的時候,其實總是往低處想的。不要那麼高雅,不要那麼高深,通俗一點,刺激一點,諸如此類吧。他們覺得《塵埃落定》沒法兒做,提出的意見就是——改啊。


人物週刊:你的態度是怎樣的?


阿來:說實話,現在很多年輕人達不到我當年的那個定力。我的書拖了四年才出版,我當時的意見是,除了錯別字,一個字不能改。那個時候,我也是寂寂無名啊,也沒錢。我只是阿壩州文化局一個編內部雜誌的編輯。我願意等。現在很多年輕人,讓他改東西,屁顛兒屁顛兒就改了,生怕改不好。有時候,往往一改,就把好東西改壞掉了。


人物週刊:什麼讓你堅持不改?


阿來:我是要充分的表達。藝術這個東西是需要一點堅持。《塵埃落定》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如果不是自己的小說,我都會說這是一本偉大的小說。


人物週刊:你對自己有這樣的判斷。


阿來:我們經常看見有些人狂妄,對自己判斷是錯的,但是我不會,為什麼呢?我不是瞎說的。我讀了那麼多書,看到小說形式從兩千年前一點一點發生變化,一直髮展到當代。不光是看中國的,全世界翻譯成中文的,我都看。我是把自己的書放在這樣一個體系裡頭去考察、去比較,不是說除了自己別的都不知道,然後就覺得自己這個好。這是一個客觀的判斷,不是顧影自憐。你既要尊重自己,但又不能把自己無限放大。


人物週刊:《塵埃落定》後來所達到的成就,是你預料當中的嗎?


阿來:應該是預料當中。我們在物質方面拼命想要好的東西,只要自己經濟能力達得到,買得起八千塊錢的衣服,絕不買一千的,是不是?能開得起寶馬,絕不開大眾。物質上我們都是這種追求。難道文化上,我們只要壞的、只要低俗的,不要好的?可能大眾文化有這個趨勢,但是我不相信這個社會一點兒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沒有,不可能吧?不要說什麼雅俗共賞,即便是暢銷書,你賣了一千萬本,相對於十幾億人來講,也很小眾啊,是不是?


人物週刊:你會特別看重對藏族的書寫麼?只寫藏族範圍內的生活?


阿來:我寫這些東西,因為我熟悉這些東西。我對自己沒有限定。我也過了幾十年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就幾乎是脫離藏族社會的。我在《科幻世界》十年,沒有藏族同事。我住的小區,沒有藏族鄰居。我自己做的工作也極少直接跟藏族社會發生交集。這是我一大部分生活經驗。說不定哪一天,我寫個城市小說,這是有可能的。


人物週刊:你如何認識“知識分子”這個概念?


阿來:我同意薩義德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薩義德說,知識分子是能夠把個人或者某一族群的這些特殊的經歷,跟整個人類的普遍性連接起來的。知識分子既是文化的人、地域的人、種族的人,同時是人類的人。


人物週刊:你每年的版稅收入都相當豐厚,在嚴肅作家裡是非常高的,這樣的經濟狀態會對你的寫作有影響麼?


阿來:這也是個考驗。經濟狀態改變了,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我也願意消費高一點,物慾有時候會損害人的內心世界,我對這個有警惕。不能因為多喝了幾次茅臺,就覺得我是多麼高端的人。


人物週刊: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東西?


阿來:對啊。尤其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不能切掉自己跟中國普通社會的聯繫,而且這個聯繫不是姿態性的。你真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能大家坐在一起,還能互相傾聽、互相懂得,不光是你傾聽他,他也覺得你跟他是一樣的。


人物週刊:你書寫的對象基本是鄉村,你如何看待當下的鄉村?


阿來:我反對現在那種到處氾濫的所謂“鄉愁”的書寫。城鄉的差距,出城十里就能看見。我們的鄉村建設還很差。鄉村的基本面貌、農民的受教育水平、農業生產能力,都是低水平的,同時是高成本的,這些必須通過鄉村的重建來完成。而且這個重建不光是蓋房子,還有鄉村結構的重建。


人物週刊:你寫了三十多年了,持續的動力是什麼?


阿來:我覺得我沒有動力。我倒是相信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可能都會有一個最適合他做的事情,如果他運氣好。我就算運氣好的,就幹了自己最適合乾的那個事情,所以在這當中也不累,永遠新鮮,而且也不需要給自己打氣,因為這就是一個自然而然隨時會發生的事情。你跟世界和社會的關係,都是通過這個東西來最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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