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資訊丨鮑希曼與承德地區的寺廟建築

美術遺產2019-07-13 12:11:41


熱河·承德歷史文集譯叢 總序


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發現美洲大陸,六年後的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標誌著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世界歷史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一個半世紀後的1644年清軍入關,此時全球歷史的帷幕已經拉開,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荷蘭也逐漸開始稱霸世界。清朝從一開始就與世界建立了聯繫:順治皇帝一直尊稱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von Bell,1592—1666)為“瑪法”。順治帝臨終議立嗣皇,也曾徵求湯若望的意見,可見他們之間的親密程度。康熙與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等國王數學家之間的關係更是密切,除了跟他們學習西學之外,也讓王致誠(Jean Attiret,1702—1768)、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等到避暑山莊作畫。清朝的皇帝從一開始就樂於與世界接觸。

 

18世紀初康熙在熱河修建熱河行宮,標誌著承德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雍正元年(1723)設熱河廳,十年後,雍正取“承受先祖德澤”之義,罷熱河廳設承德直隸州,這是“承德”名稱的來源。乾隆六年(1741),乾隆開始臨幸避暑山莊,承德開始進入繁榮期。三百年來,承德是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見證,也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特別是與邊疆民族相關的很多事務都是在承德的避暑山莊處理的。乾隆年間諸如安置達什達瓦部(1744,1759),平定阿睦爾撒納(1755),接見率領本部17萬人東遷的渥巴錫(1771),會見率領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堪布喇嘛前來祝壽的六世班禪喇嘛(1780),接受朝鮮的賀壽使團的朝覲(1780),接見馬戛爾尼使團(1793)等等盛大的事件都發生在避暑山莊。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都是在避暑山莊獲得咸豐皇帝的批准而簽訂的,咸豐後來也因企圖重新扭轉內外交困的被動局面而開啟洋務運動。可惜的是,1861年31歲的咸豐皇帝病死在避暑山莊。晚清至民國,無數國外的探險家、外交人士、傳教士到過承德和熱河地區。1933年日本關東軍佔領承德,從而使得這一地區成為偽“滿洲國”的一部分。這一階段湧現了大量的有關承德的記錄,除了文字方面的描述外,很多建築學家、藝術史家、攝影愛好者也留下了數量眾多的照片。

 


圖I-01/北京到承德途中 《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在承德覲見乾隆,之後提出了開埠、佔地、減稅、駐使等要求,特別是要求准許英國商人像俄國商人一樣在北京設立貨棧。乾隆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按照西方的傳統,《羅馬法》根據“萬民法”的原則規定貿易是開放的:Commercium iure gentium commune esse debet(Dig.1,1,5)。因此,馬戛爾尼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誰可以壟斷貿易,這也不是個別人的特權。實際上,按照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的觀點,18世紀美洲白銀的產量約為7.4萬噸,其中的5.2萬噸(佔產量的70%)運往了歐洲,而這70%中的40%,約2萬噸運往了亞洲。另外留在美洲本土的白銀約有3000噸經馬尼拉運抵中國。按照他的計算,如果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區零星生產的白銀,全球白銀產量的一半最終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A也就是說,當時乾隆皇帝完全看不見的全球化經濟之手,已經在推動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融合了。

 

多年前北京外國語大學提出:如果說北外以往幾十年的使命是將世界介紹給中國的話,那麼從現在開始北外的新使命是將中國介紹給世界。我們認為,這兩者並非對立,而理應是同步進行的,所謂“全球化”,既包括“世界走向中國”,也包括“中國走向世界”。中國應當不斷地從世界文明中汲取養分,即便是有關中國的學術研究,也應當不斷引進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

 


圖II-01/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喇嘛廟 《寶塔II》

 

面對1990年代以來不斷引進海外漢學的各種理論的現狀,有學者不無擔憂地提出:一旦大規模地引進作為完整系統的漢學,……它有可能直接觸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體的自我理解,使國人在一系列悖反的影響中喪失自我認同的最後基礎。……一旦喪失閱讀和思考的主動性,陷入別人的話語場中而無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別人特有的問題意識所覆蓋,乃至從此難以名狀自己的切身體驗,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語和學術洞察的失明。

 

實際上大可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即便你不知道,這些研究和理論依然存在。面對天主教和西洋歷可能會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造成的巨大影響,楊光先(1597—1669)在涉及儒家名教方面的問題時,決不妥協,其言辭之激烈,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按照楊光先的邏輯,作為技術層面的中國曆法如果失去地位的話,那麼隨之而來的將是“道”層面的天崩地裂。從楊光先所處歷史時代的角度,我們當然可以設身處地地體會到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傳統可能瓦解時痛苦而複雜的心態。但這並不意味著,傳教士所傳來的西方天文學知識就不存在,天圓地方的理論可以在中國一直傳下去。

 

在德語中,“宗教批判”(Religionskritik)是康德的弟子蒂夫特倫克(Johann Heinrich Tieftrunk,1760—1837)在康德思想的影響下,於1790年在《試論對宗教及所有宗教教義的批判》中提出的概念。蒂夫特倫克主張通過“宗教批判”來建立一個“符合理性的宗教”,反對宗教的“錯誤與狂熱”。對於宗教而言,宗教批判是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動力,這一點在宗教史中一再被證明。任何一種宗教一旦成為唯我獨尊者,就標誌著其式微的開始。大部分有關宗教的重要理論建構都是面對攻擊時的迴應。明末的際明禪師在論述當時天主教對佛教的衝擊時寫道:

 


圖III-01/承德避暑山莊中的橋樑 《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

 

若謂彼攻佛教,佛教實非彼所能破。且今時釋子,有名無義者多,藉此外難以警悚之,未必非佛法之幸也。刀不磨不利,鐘不擊不鳴,三武滅僧而佛法益盛,山衲且拭目俟之矣!(《復鍾振之居士書》)

 

際明是在收到鍾始聲(字振之,1599—1665)的《天學初征》一書後,在回信中提及自己的觀點的。鍾始聲後來從憨山德清的弟子雪嶺剃度,法號智旭,時人稱之為“蕅益智旭”,編有批判天主教的《辟邪集》(1643)。現代比較宗教學研究指出:任何一種宗教都不是真理大全本身,只有各宗教間相互論戰、批判,才能使宗教自身得以不斷完善。實際上,此類的批判絕不僅限於宗教。一個缺乏正常的批判的社會,也不可能健康地發展。

 

儘管海外人士對承德記載和研究的對象與中國學者相同,但透過他們的視角和方法,使得不論是作為傳統資源的中國園林建築,還是作為多民族帝國的史實,都得到了新的理論化闡釋,從而產生了新觀念、新思想。

 


圖III-11/永佑寺琉璃塔建築測繪圖 科隆大學圖書館檔案館

 

對於有關中國的著作的譯介,我們既要關注他者的視角、他者的理論,更要關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以及由這種互動所產生的新成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自我身份的確定,一定是通過了解他者對自我的解讀,才能得以實現。以《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1995)而名聲大噪的美國曆史學家何偉亞(James L. Hevia)對於所謂的“局內”和“局外”的劃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生在某一國並說那一國的語言並不意味著對當地之過去有著特許的(先天)接近能力”。生於斯長於斯的人要理解當地之過去“仍需轉譯和詮釋,而兩者都要求心通意會(empathy)與想象力”。也就是說,所謂局內人與傳統的天然聯繫,以及局外人與傳統的“斷裂”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以往的想象而已。實際上,就文化的範圍來看,他者是一種理想視角,因為只有在他者的眼中,異域文化才能更全面和徹底地展現,並且在他者與自我的對話基礎之上能夠更好地理解他者和自身。

 

海外承德研究使我們能夠真正擺脫所謂的華夷之辨,超越漢族中心視角,即認為“先進”的漢文化同化了滿蒙藏等其他“落後”族群的觀點,從而用一種中心—邊緣的比較視角,在廣闊的相互關係情境中考察參與清代歷史建構的幾方之間的互動關係。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清代以來所形成的中國歷史特殊性的一面。

 


圖IV-20/都綱殿建築測繪圖 《中國建築》

 

據不完全統計,有關熱河(承德)的記述和研究著作,僅日文的就有百餘種,其他更是數不勝數。在西方世界,以承德為中心的清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不斷湧現。早期的傳教士、外交人士、探險家、記者紛紛來到承德,他們回去之後寫了大量的東西,到目前為止翻譯成中文的僅僅是很少的一部分。這些記載固然有一定的時代性、侷限性,但無論如何這些有關承德不同時期的描述都是特別珍貴的歷史文獻。如果說清朝與之前的朝代有什麼最大不同的話,可以說,清朝自始至終都與世界保持著聯繫。而承德在當時的中外關係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因如此,如果我們不瞭解世界的大背景,就很難解釋清楚很多清代的問題,當然就更不會明白髮生在承德的一些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了。

 

本套譯叢選擇了以往沒有翻譯的八部重要外文著作。

 

承德,在清代作為北京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從異域的視角來看待和研究又是怎樣的?作為譯叢的第一部,我們選編了《海外承德歷史讀本》,以期以他者的視角對承德歷史有一個概覽。

 

德國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的《熱河紀述》(《對直隸省熱河地區的描述:中國風土人情的細緻考察》),是一部研究承德歷史的著作,也描述了作者1890年的熱河之行以及1896年他對整個東蒙古地區的實地考察。德國建築師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可以說是最早、且最為全面系統地研究中國建築的西方學者。在1907年5月至6月的三週時間裡,鮑希曼對承德地區的建築進行了極其細緻的考察,拍攝圖片圖像近240張,繪製了一些建築測繪圖,並且製作、蒐集了大量寺廟的碑石拓片。正是由於其在自己有關中國建築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照片、測繪圖的專業性,使西方世界的讀者漸漸以科學的方式來認知中國建築。《圖像與歷史:鮑希曼與承德建築的考察和研究》以鮑希曼的照片和測繪圖為主,對照當時其他的一些照片,對鮑希曼的承德建築研究做了總結。

 


圖VII-29.2/普陀宗乘之廟琉璃窗 《中國建築陶器》

 

1933年日本侵佔承德後,承德成為偽“滿洲國”的一部分。之後東京大學教授、日本著名建築史學者關野貞(1868—1935)率考察團隊進入該地區,在關東軍、駐“滿”使領館和滿鐵的支持下,對熱河行宮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共拍攝了2000餘幅照片。關野貞當時具體負責攝影和資料的蒐集,他的助手竹島卓一(1901—1992)和荒木清三(1884—1933)負責測繪,荒木曾經設計過北京的日本大使館正門。之後出版了署名為關野貞和竹島卓一的四卷本《熱河》圖集。由於作者是研究中國建築史的著名學者,這部四卷本的圖集對1930年代時期的承德建築進行了非常細緻的學術梳理。有些當時還存在的建築,如清音閣、碧峰寺、珠源寺、羅漢堂等今已無存,所以這些照片更為珍貴。自1936年開始,五十嵐牧太(1898—?)用了四年的時間在熱河調查古建築,同時也特別關注藏傳佛教藝術,他於1942年出版了《熱河古蹟與西藏藝術》一書。這本書收錄照片279幅,測繪圖18幅。本書中的大部分照片由畢業於米澤工業專科學校的高橋正拍攝。

 

日本有關承德的文獻非常豐富,我們委託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劉建輝教授和宋琦女士為我們編譯了包括關野貞、五十嵐牧太著作在內的五種圖書,從建築史、藝術史、歷史地理、旅行以及圖像五個方面全面展示日本對承德的記載和研究。其中既包括日本學者有關承德的比較嚴肅的學術著作,也有一般性的介紹承德名勝古蹟的圖書和觀光導遊書,還有從政治角度宣傳日軍侵佔承德的戰爭宣傳品。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以一種批判的眼光來對待。翻譯這些著作並非目的,我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有關承德與清史研究的蓬勃開展。即便是日佔時期有關承德一般性的介紹文字,對於今天的研究者瞭解當時的時代狀況,依然是至關重要的歷史文獻。

 


圖IV-25/鍍金鑾殿屋頂 《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

 

以往有關海外承德歷史著作的翻譯,都是分散式進行的,或者是單本的圖書,或者收錄在其他的叢書之中。此次,北京外國語大學與政協承德市委員會嘗試編輯“熱河·承德歷史文集譯叢”,希望以此為契機系統譯介迄今依然不為國內學術界所知的海外有關承德/熱河的重要歷史文獻,讓世界認識承德,讓承德走向世界。第一輯我們將於2018—2019年推出。雖然我們在挑選書稿時力求做到統籌兼顧,但受制於視野和學識的侷限,難免會有疏漏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正。

 

李雪濤

2018年8月北京/承德


導   言

趙   娟


承德的避暑山莊和寺廟建築建於康乾時期,是中國園林和建築藝術的傑出代表。瑞典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1932年考察承德,見到普陀宗乘之廟時曾說道:“端莊凝重的規劃設計、氣宇軒昂的建築群所體現出來的那份精緻優雅,依然歷經歲月的滄桑得以流轉,這使我們不禁被這個宗教建築驚呆了,她正從中國最後的輝煌時刻中款款而來。”事實上,這一描述似乎同樣適用於整個避暑山莊及其附近的寺廟建築,甚至也適用於比他更早一些造訪這裡的那些西方人,契合他們的所見與所感。

 

帝王行宮和皇家寺廟,對帝王而言是專屬和特權,對普通人來說則是禁地。在晚清,能夠進入、參觀這一地區的外國人,必須是獲得帝王恩准的人,也只能參觀被允許參觀的地方。英國馬戛爾尼使華團1793年訪問中國之時,乾隆皇帝在此接見了這批遠道而來的歐洲人。不過,當時法國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1787—1851)的攝影術還尚未發明出來,因此那個時候帶回歐洲的圖像還只是各種形式的手繪作品,當然,還有文字的描述。其中對承德避暑山莊描述的幾段文字常常被以各種方式引用或轉述,成為那個時候歐洲人對中國園林和建築發揮想象力的重要材料。

 


圖IV-39/新宮喇嘛廟的窗窗檐大約1.7米 《中國建築陶器》

 

1839年,攝影術發明了,並且伴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傳遍整個世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攝影幫助考古學家精確記錄殖民地的古蹟”,且“服務於科學,為19世紀的意識形態收集信息,提供知識”。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1年晚清帝國終結,帝國的大門和深宅大院逐漸向世界敞開,進入新近發明的照相機鏡頭之中,成為世界觀看中國的重要窗口,也開啟了中國視覺影像的全球大遷徙。以避暑山莊和喇嘛廟為代表的承德地區的建築,無疑成為近代西方人觀察中國的重要對象。

 

與其他的園林和寺廟建築容易進入有所不同,承德的皇家屬性使其在晚清帝國終結之前,始終處於對外相對封閉的狀態,也一度是幾位末日帝王在喧囂動盪北京城外的安居之所。因此,在早期西方鏡頭下的中國,如約翰·湯姆遜(John Thomas,1837—1921)和菲利斯·比特(Felice Beato,1832—1909)的廣為流傳的中國影像之中,鮮有承德避暑山莊和寺廟建築的建築影像。

 


圖V-01/普寧寺平面圖 《寶塔II》

 

1900年義和團運動之後,開始有許多西方人懷揣著各種不同目的趨之若鶩地進入承德地區,遊覽、考察或收藏文物。本書輯錄的文獻和影像,主要來自德國建築師、漢學家、藝術史學者和建築攝影師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1902年,他作為德國東亞駐軍成員經印度來到中國,任期兩年。在此期間,“中國建築的結構和形式特徵,在藝術性上的盡善盡美,以及與經驗感知的縱深融合”,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讓他萌發了“有計劃去研究中國建築的念頭”。1904年回國之後,在傳教士兼東方學家達爾曼(P. Joseph Dahlmann S. J,1861—1930)和政治家巴赫曼(Karl Bachem,1858—1945)等人的奔走支持下,鮑希曼獲得德意志政府資助,赴中國進行建築考察,其主旨是考察中國的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足跡遍及晚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個。

 

1907年5月15日至6月6日,鮑希曼在承德地區進行建築考察,主要考察對象是寺廟建築,尤其是寺廟之中的寶塔。

 

回國之後,鮑希曼連續出版了六本中國建築研究的專著,其中包括《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三卷本《普陀山》(1911)、《祠堂》(1914)和《寶塔》(1931),《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1923),《中國建築》(兩卷本)(1925)和《中國建築陶器》。1912年和1926年分別在德國的柏林普魯士皇家工藝博物館和法蘭克福中國學社舉辦了“中國建築”的專題展覽,1931年完成了一部題為《中國》的紀錄片底稿,發表中國文化和建築相關的論文100餘篇。先後在柏林工業大學建築系、洪堡大學藝術史系和漢堡大學漢學系擔任中國建築的教席。

 


圖V-05/普寧寺大佛殿建築測繪圖1 《中國建築》

 

儘管鮑希曼對承德地區的考察時間並不長,也未曾出版承德地區建築研究的專著,但縱觀鮑希曼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建築研究,承德地區的寺廟建築和寶塔佔據著重要地位。在《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中國建築》(兩卷本)、《中國建築陶器》、《中國建築藝術與宗教文化·寶塔》(1931,後皆稱為《寶塔Ⅰ》)之中,討論了大量承德地區的建築案例,涉及的建築影像近百幅。在2016年由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整理出版的《寶塔Ⅱ》之中,承德地區的寺廟和寶塔建築則成為一些章節的核心。此外,在1942年戰時東方學會議上發表的《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北方中國的寶塔》一文之中,承德地區的諸寶塔亦作為典型案例得到討論。

 


圖V-06/普寧寺大佛殿建築測繪圖2 《中國建築》

 

1912年6月4日至7月20日,在德意志皇家工藝博物館的前廳,以“中國建築”為主題舉辦了特展,1926年10月24日至11月11日,在法蘭克福藝術協會再次舉辦了題為《中國建築藝術》的展覽。在這兩次展覽之中,承德地區的建築都有專門的展示:1912年“展廳Ⅲ”展示了“熱河喇嘛廟”,“展廳Ⅳ”展示了5張“熱河水彩繪製的琉璃塔”(圖1);1926年“展廳Ⅱ”展示的內容也為承德專門開闢了展覽空間“熱河”(圖2)

 


圖1/1912年普魯士皇家工藝美術館中國建築展覽展廳平面佈局圖



圖2/1926年法蘭克福中國學社中國建築展展廳平面佈局圖

 

本書擇取了鮑希曼對承德地區建築的文獻記錄和圖像,同時將他的觀察和記錄置入橫向或縱向的比較之中,試圖呈現以鮑希曼為主的來自異域的視覺面面觀。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鮑希曼首先是一位建築師,他對中國建築藝術考察和研究的要旨在於建築藝術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而他的照片採集也從屬於這一主旨。與其他探險家、民族誌學者、收藏家、博物學家、漢學家和攝影愛好者的觀察和視覺呈現有所不同,而這種不同,從對同一建築的拍攝方式上可以略窺一二。因而,本書也會對20世紀上半葉的其他西方人的相關照片輯錄進行對比和補充,如德國公使館駐華公使穆默(Alfonsvon Mumm,1859—1924)的《中國圖像日誌》、法國公使館工作人員拉里貝(Firmin Laribe,1855—1942)的《中國》、文物收藏者弗里德里希·貝爾契斯基(Friedrich Perzynski,1877—1965)的《論中國諸神:我在中國的旅行》、德國東方學者萊辛(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的《蒙古人:牧者、信徒和魔鬼》等。此外,鮑希曼本人的著作之中引用的照片,例如德國動物學家魏格爾德(Max Hugo Weigold,1886—1973)和探險家瓦爾特(Walther Stoetzner,1882—1965)、日本學者關野貞(Sekino Tadashi,1868—1935)等人的圖片,亦被本書部分收錄。日本曾在偽“滿洲國”時期拍攝出版的《亞細亞大觀》,有《須彌福壽廟》和《普陀宗乘之廟》兩輯,其中的照片被本書收入,然而日本學者關野貞等人對承德地區建築的考察和專著,因為被本叢書編者納入專門的翻譯和出版計劃之中,故暫未收錄,但是為了使建築對象的呈現更加完整,《寶塔Ⅱ》中引用的關野貞的照片也會部分輯錄。

 


圖VI-04/承德夏宮普樂寺的平面圖和剖面圖 《中國建築》

 

本書輯錄的內容,主要包括鮑希曼從北京往返承德的途中見聞,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整體佈局,《寶塔Ⅰ》中“琉璃塔”這一章節,討論了避暑山莊永庥寺琉璃塔和“外八廟”之須彌福壽廟琉璃塔,分別將作為本書第三、第四部分,接下來的幾個章節分別是普寧寺、普樂寺、普陀宗乘之廟,其中安遠廟(伊犁廟)的文獻和圖片數量不多,因此將《中國建築》中伊犁廟的測繪圖放置到“普樂寺”這一章節中關於安遠廟的相關文字之後。接下來就是《寶塔Ⅱ》中第一部分天寧寺寶塔中涉及的三座承德地區的塔例,專門列為一個章節。而《中國建築陶器》一書所涉及的承德地區寶塔的構件則分列到所屬各個寺廟的章節之中。

 


圖VI-14(左)/普樂寺喇嘛塔 《中國建築藝術與景觀》

圖VI-15(右)/普樂寺喇嘛塔 《中國建築陶器》

 

此外,本書附錄譯自鮑希曼在1942年東方學會議上的一篇文章《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北方中國的寶塔》,之所以附錄於此,一方面是因為該文中涉及承德地區的塔例,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探討的兩種寶塔類型,即“天寧寺寶塔”和“喇嘛塔”,對於理解承德地區寺廟和寶塔的整體風貌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寶塔Ⅱ》中的兩個章節—“天寧寺寶塔”和“喇嘛塔”—分別將承德地區的塔例列為專門的討論對象,可視為相互呼應。

 

編譯此書的目的,首先是希望能夠提供一些確切的歷史知識和文獻材料。其次,如果能夠引發一些思考,那將會讓編者、譯者和研究者感到高興。藉此向這位已故近70年的德國學者表示尊敬和感激之意。 


目錄


001 / Ⅰ在北京與承德之間

014 / Ⅱ避暑山莊和喇嘛廟的整體佈局

026 / Ⅲ避暑山莊與永庥寺琉璃塔

041 / Ⅳ須彌福壽廟(行宮)

067 / Ⅴ普寧寺(大佛寺)

085 / Ⅵ普樂寺

111 / Ⅶ普陀宗乘之廟(布達拉)

142 / Ⅷ承德地區的天寧寺塔


146 / 附錄:《少數民族統治時期北方中國的寶塔》

174 / 主要參考文獻

176 / 後記

178 / 索引

 

編譯者簡介



趙娟,復旦大學中文系文藝學美學專業博士,現任職於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2009-2010年獲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與復旦大學校際合作獎學金,在柏林自由大學藝術史專業交換學習。2012-2018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從事藝術理論和美術史的研究工作,研究課題為“德國建築師、漢學家、藝術史學者鮑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與‘前營造學社時期’西方中國傳統建築研究”。2013年4-6月,獲德國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DAAD)訪問獎學金在漢堡大學研究訪問。在《文藝研究》《周易研究》《藝術設計研究》《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華文文學》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譯文20餘篇,合譯有《藝術諸定義》(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鮑希曼與承德地區的寺廟建築

熱河·承德歷史文集譯叢

趙   娟 編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2月

ISBN 9787520142779

定價 79.00元


美術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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