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娃這件事,經濟學家都搞錯了

商界2019-09-05 07: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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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經濟學家擔憂人口紅利消失,鼓勵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顯。並不是這代年輕人不給力,而是生育受經濟規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數影響,也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影響。

對於動物來說,生育是一項簡單重複的本能運動。但對於人類,生育則是一項豐富複雜的綜合活動。
人類生育活動,涉及到夫妻情感、社會觀念、動物本能、避孕技術、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發因素。
避孕技術落後、突然中招、乾柴烈火、龍年虎年、父母催生、男丁觀念、環境溫馨,都可能提高生育率。反過來,避孕套發明之後,避孕技術將性愛活動從生育本能中脫離出來。人類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術”,盡情享受歡愉效用的同時,還可以主動選擇不生娃,或何時生娃。
避孕套實際上給人類帶來了一場人口及經濟革命。
它將人口生育,從自然生物的本能領域,推進到社會經濟的主動選擇領域。如此,人口生育問題,變得更為清晰明瞭,人類更多地遵循成本與效用的經濟規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選擇。
所以,人類生育,已演變為一項類市場行為,受市場規律的支配。
性愛,或許是人類經濟社會中唯一可實現帕累托最優的交易活動。交易雙方的效用都得到極大的滿足,同時還可能誕生共同的愛情結晶。
不過,生育,卻不是一項帕累托最優的交易活動。生育,除了生,還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
夫妻雙方往往會綜合考慮生育的成本、生產的風險以及養育的效用,然後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選擇。
最典型的例子是,“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若加上學位房的成本,中國的生育成本應該是全球頂級的。不少夫妻選擇不生二胎,推遲生育,甚至晚婚,或都與高房價帶來的高養育成本有關。
生二孩後,兩房可能要換三房,五人座的車可能要換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棄工作專職帶娃,或聘請保姆增加開支;孩子的教育培訓、吃穿住行、醫療保險等費用,以及培養所付出的時間精力成本,都增加不少;兒女長大之後婚嫁、住房等壓力,也會倒逼而來。
生育有成本,也有效用。
孩子的出生,給家庭帶來溫暖、快樂,以及情感寄託;孩子的成長,給父母帶來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見證、參與生命成長的巨大效用。生育是實現生命、財富、家庭以及責任代際傳承的基本保障,可以降低個人衰老、家庭衰落的風險,以及抵禦家庭的不確定性風險。
當然,“一千個讀者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及家庭都會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生育,終究是一個項私人活動。
節育,可以通過國家運動來實現;但生娃,國家幫不上忙,全靠夫妻個人使力。經濟學家擔憂人口紅利消失,鼓勵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顯。並不是這代年輕人不給力,而是生育受經濟規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數影響,也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影響。


生育效用遞減,機會成本遞增



目前,不少人擔心,中國會走向類似於日本、德國等歐美國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將日本、德國的經濟低增長,歸咎於低生育以及人口過度老齡化。這種擔心值得理解,但是沒有意義,而且容易產生誤導。
實際上,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呈現一種不被人為意志轉移的規律:隨著經濟增長,國家人口出生率逐漸降低,穩定在一個低生育水平上。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人口出生率只會越來越低,進入低生育國家。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被認為是比較良性的,但如今創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於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
發達國家中,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出生率都低於2.1,韓國、新加坡只有1.2,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觀,尼日爾、南蘇丹、剛果、乍得、索馬里、安哥拉、布隆迪、馬裡等低收入國家都維持著高生育率。
經濟發達程度與生育率之間,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一種複雜的相關關係。
“高房價抑制了人口”說明了高房價或低收入會降低出生率,那麼為什麼低收入國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發達國家則要低得多?
如果爆發經濟危機,在短期內出現嚴重衰退,大量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居民收入快速下滑,這時生育成本則大幅度上升,家庭的邊際收益率和收入預期趨於悲觀,生育率則會快速下降。例如,1933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滯脹期間,美國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價問題也是同理。房價如果在短期內快速上升,家庭實際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購房成本則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會受到抑制。
經濟短期內快速上漲也會出現這種人口生育波動。例如,羅斯福新政實施後,經濟復甦,尤其是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美國出現了一波嬰兒潮。
所以,經濟的短期快速上漲或下跌,物價、房價短期波動,與生育率呈正相關。但若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與生育率則呈負相關。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只能由邊際分析來解釋。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相對穩定,收入預期也相對平穩,接近“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此時生育則會呈現邊際效用遞減的特徵——經濟增長,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而經濟、物價、房價短期波動,改變了“技術水平保持不變”這一前提,則不符合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在一個經濟穩定增長的時期內,為什麼家庭收入增加,生育率反而降低呢?
一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
如果生過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體會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我們經常說,“一胎按書養,二胎按豬養”。第一個寶寶出生,父母會比較幸福,各種拍照各種晒娃,玩具、衣服、紙尿褲、奶粉、推車、早教都選擇好的。
但二胎出生後,老二給父母帶來的興奮和滿足就大幅度下降。衣服、玩具、推車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甚至不少還是二手群裡淘來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對老二投入的金錢、心血以及養育帶來的滿足感、愉悅感、興奮感也不如老大。
當然,這裡每個家庭存在差異,同時如果老大老二性別不同,或父母對孩子性別偏好不同,育兒效用也會有差異。但總體來說,生得越多,生育的邊際效用則遞減。若二胎遞減不夠,則再生幾個,邊際效用會明顯下滑。
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不受家庭條件影響。只要技術水平(主要是影響生育相關的革命性技術,下同)保持穩定,隨著經濟穩定增長,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邊際效用都會呈現遞減。
二是生育機會成本遞增。
當你的收入增加時,生育的機會成本也會增加。假如月收入3萬元,若要放棄工作、休息或學習的時間去生娃,這個生育的機會成本要大於月收入是3000元時。收入較低時,生育的機會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職業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職業上升期,在高收入時期,不願意生娃,或將生育計劃推後。
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遞增,反過來降低了生育的邊際效用。很多高收入職業女性,在職場上獲得的收入、榮譽、地位、成就感、滿足感等綜合效用,要大於生育帶來的效用。如此,她們就會選擇暫時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對於低收入者來說,生育兒女帶來的快樂和滿足感,可能要大於職業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長期帶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邊際效用會出現明顯的遞減,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婦女最終也可能選擇就業,從而減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在提高,女性不需要從事職業勞動,或者家有傭人照看孩子,生育率還會降低嗎?
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但是依然無法擺脫生育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生育率也會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會有其它需求,比如說休閒、學習、娛樂、詩與遠方等,這些都是生育的機會成本。
《紐約時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育齡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閒時間”。對於他們來說,休閒帶來的效用大於生育。
所以,一邊是生育邊際效用遞減,一邊是生育機會成本上升,經濟發展,收入增加,生育率會逐漸下降。
美國擺脫70年代滯脹危機後,從1980年代開始,生育率伴隨著經濟穩定增長而平穩下滑;到1990年代後,美國生育率一直維持在2.0左右,近些年則進一步下降到1.8以下。
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育兒觀不同,邊際效用也就有差異。與亞洲人相比,歐洲人覺得生兒育女可以增添生活樂趣的人沒那麼多。在德國,每4人中只有1人認同“享受有子女的天倫之樂”觀點。另外,“兒女養老”的國家,要比制度性養老,更傾向於生育。
三是少生優生增加邊際效用。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機會成本遞增的驅動,更多父母選擇少生子女,轉向優生優育。如果經濟持續增長,收入預期穩定,少生必然會轉向優生優育。為什麼?
父母會在二胎和一孩優育之間做認真或不經意的權衡。如果二胎帶來的效用大,則會選擇生育二胎。但是,隨著收入的增加,生育機會成本增加,更多的父母會傾向於少生。他們會選擇培養好現有的孩子,從現有孩子的教育、成長、陪伴中獲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從而彌補少生的效用損失。
《紐約時報》這份民意調查還顯示,美國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兒費用太高”、“想給已有的孩子更多時間”、“對經濟憂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閒時間”、“養不起很多的孩子”。
與二孩的投入產出比相比,對現有孩子的投入,可能成本更低,效用更高。簡單理解就是,花更少的錢,帶來更多的快樂和幸福。
在中國如果多生一個孩子,多一個房間、多一份教育培訓費、多一份精力,這些產生的養育費用很高;反過來,養娃的規模效應很低,很難標準化生產、養育,邊際成本極高。這些費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或許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長。人們最擔心的是,多生一個,結果兩個都沒養好。
這些年,隨著中國家庭收入的增加,很多家庭沒有生育二胎或多生,而是花大量的資金投入到現有孩子的培養上。最近十年,中國只有重點學位房價格和教育培訓價格,跑贏了貨幣增速。可見,中國家庭對現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們再來關注低收入者。為什麼低收入國家、低收入者願意生更多孩子?
低收入者考慮的標準也是如此,與優生優育相比,他們更願意多生,因為多生孩子可能給他們帶來的效用更高。低收入國家一般養老制度不健全,父母只能寄託於養兒女防老,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禦不確定性風險;反過來,對於低收入家庭來說,給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是一件成本很高,甚至難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對於低收入者來說,多生的安全感、滿足感就要大於優生優育。
當然,更多家庭不是絕對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他們的家庭財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動態變化,他們的生育選擇也會隨著變化。比如說,第一個孩子養到10歲養廢了,那就再生一個。
這種說法略帶玩笑,但實際上是一些父母的綜合考慮。這類父母可能覺得再對一孩進行投入,效益、效用趨於悲觀;也可能通過一孩養育有了經驗,希望二孩能夠養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兩個孩子,相互有個伴,長大有個照應,家庭更加溫馨,自己養老更有保障,家庭的總體效用提高。
但是,不管每個家庭處於何種考量,都無法違背生育效用遞減規律,生育邊際偏好不可能持續遞增。
因此,短期的高房價、高物價對生育率有抑制作用。從長期來看,經濟持續增長,收入穩定增加,生育相關技術未發生變革,生育邊際效用呈現遞減,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續下降。
在這一過程中,生育選擇會從少生轉向優生優育,從而推動家庭及國家人力資本的增加。


邊際收益遞減,馬爾薩斯陷阱



從長期來看,通過人為直接干預的方式提高生育率,實際上是無法實現的。這是一個不會因人為意志而改變的趨勢。
當下中國,人口紅利銳減,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一些經濟學家尤為擔心,呼籲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生育,儘快填補勞動力不足的危機。但是,任憑經濟學家如何呼籲,人還是生不出來。
實際上,過度的人為干預生育,不管是節育還是鼓勵生育,都是違背“自然法”,也違背經濟規律的。
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的人口觀經歷了過山車式的變化。在大鍊鋼鐵的年代,國家奉行的是“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多生一個人,就可以多挖一車煤,多煉一堆鋼鐵。
這種屬於古典主義人口觀。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時期都符合這種人口觀。在生產力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口是第一資源,經濟增長依靠人口、土地的數量型增長。古中國、古印度、古巴比倫、古羅馬,都是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的大國。
到了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就發現,人類歷史進入了一種簡單的重複循環:人口大規模增長,經濟快速發展,當人口規模到達一個拐點時,土地、糧食則不夠用,人類就面臨饑荒、瘟疫、戰爭。
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認為,人口按幾何級增長,土地和糧食按算術級增長,人口規模超過土地供養極限時,社會就會掉入“馬爾薩斯陷阱”。
馬爾薩斯的父親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馬爾薩斯與其父親為此經常爭論,後來他將這些爭論整理成一本書——《人口原理》。他主張通過節育來降低人口數量,以避免災難。
今天我們知道,馬爾薩斯的預言沒有成真。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的演變基本符合馬爾薩斯理論。遠古及古代社會,人類的生產力、科技水平長時間徘徊在極低的、幾乎恆定不變的水平,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發生饑荒、搶奪、戰爭以及瘟疫。幾千上萬年,人類都沒能擺脫“馬爾薩斯陷阱”。
但是,馬爾薩斯時代,英國正在爆發工業革命,但他和當時不少經濟學家都沒有觀察到這一根本性的變化。工業革命實際上是工業技術以及工業制度革命,英國的這場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上萬年來的低迷的科技及生產力。
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農具的使用、種子化肥的改進以及農耕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糧食產量,從而帶領人類擺脫了“馬爾薩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中國堅持古典主義人口觀,大力鼓勵“英雄母親”生育,關閉避孕套進口,從而迎來了建國後的第一波嬰兒潮。這波嬰兒潮中,生育規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間。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人口紅利,基本上來自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中國人口觀發生了逆轉,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節育派使用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主張限制人口生育。從1980年到2000年前後,中國實施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政策直接結果是,在過去幾十年,幹活的人多,老人、小孩少,從而製造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降低了製造商品的價格。
這些年,這批規模巨大的創造者逐漸退休,青年群體的規模因當年的節育政策而無法跟進,人口紅利快速消失。過去幹活多、養育少的人口結構,逐漸逆轉為幹活少、養育多。這種極端轉變,對當前的人口繁衍、養老、育兒以及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壓力。
近些年,政府開放二胎,鼓勵生育。一批經濟學家大聲疾呼,希望全面開放生育政策,解決勞動力危機。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而且迫不及待,但為什麼開放二胎多年後,生育依然如此低迷,生育率還快速下降?
過去,中國人口時而狂奔,時而急剎車。過度的人為干預,導致人口結構不合理。接下來,我們需要儘快全面開放人口生育政策,儘量彌補人口結構性失衡問題,降低“未富先老”的衝擊(具體方式在第三部分講述)
但是,我們需要擔心的是,如果再次以人為的方式過度干預生育,或者干預手段不當,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因違背經濟規律而造成另一種危害。
實際上,我們當前的人口焦慮以及人口觀,已經陷入了“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人口觀提倡節育,我們如今提倡生育,怎麼會陷入與馬爾薩斯一樣的誤區呢?
在“馬爾薩斯陷阱”中,技術水平恆定,社會經濟呈現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例如,一畝地中,無論增加多少百人、萬人,這畝地的邊際收益率也不會增加,反而會下降。簡單理解,人口增加,人均產值在下降,人均負擔增加。
如今,我們的擔心,與馬爾薩斯當年的擔心是一樣的。我們擔心人口老齡化,擔心勞動力減少,養老規模增加,實際上,我們現在擔心的也是,人均產值下降,人均負擔增加。馬爾薩斯最大的失誤是,他沒有觀察到當時發生在他身邊的工業革命,忽視了技術進步的力量。
如此,他與一場偉大的理論革新擦肩而過。而我們也是如此,我們過度地關注人口數量,而忽視了技術進步。
實際上,馬爾薩斯受亞當·斯密的影響很難發現技術進步的力量。在古典主義經濟學範式中,技術只是一個外生變量,常被假定為不變,經濟則按照市場機制配置各種資源,並達成均衡,否定規模報酬遞增。
古典主義最大的優點是幫助我們從宏觀上認識經濟世界的關聯性,但是它最大的弱點是無法解答因果性。簡單來說,關於“為什麼”的問題,古典主義都回答不出來。
所以,馬爾薩斯等不知道經濟為什麼會增長,他們只看到數量型增長,而忽視了技術進步,自然就無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
我們現在對人口的關注點,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數量型上,也就是“人口紅利”,而忽視了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
隨著經濟進步,收入增加,人口老齡化,人口生育率下降,這是一種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這個趨勢就像我們看到一架飛機不斷下降,甚至可能墜入海中。這固然是我們不想看到的,但是國家、個人都沒有能力改變。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來改變,則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曾經馬爾薩斯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他倡導節育政策,這一主張給後來的一些國家帶來了破壞性。同時,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極大地衝擊了人口及經濟結構。過去,人們享受了人口紅利;如今,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正在承受人口結構性失衡的壓力。
如果政策不干預,人口陷入負增長的國家不會消亡嗎?人類不會滅絕嗎?人口不斷下降,經濟不斷衰退怎麼辦?


邊際收益遞增,人力資本福利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人口生育需要政策干預,但不能直接干預。其次,生育問題應該遵循經濟規律,主要交給技術進步來解決。最後,人力資本取代人口紅利,成為生育問題、勞動力問題及經濟增長問題的解決方案的交集。
到目前為止,人類發現最好的資源配置手段依然是市場。人類經濟面臨的各種問題,最終都是由技術進步來解決的。自從近代科學技術興起之後,經濟增長由原來的數量型增長轉變為指數型增長。指數型增長來自技術和知識革新。
根據熊彼特經濟週期理論,每當經濟進入衰退時,企業家都會努力創新,尋求突破,通過新技術、新產品或新知識,幫助企業建立競爭優勢,促進經濟復甦,重新建立動態均衡。
實際上,人類發展、經濟增長、技術進步都是倒逼的。當人口數量下降時,如果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經濟逐漸下滑,收入逐漸降低,人均產值則會下降,邊際收益遞減,人類則會面臨當年馬爾薩斯所預言的危險境況。
但是,人類在面臨這種壓力時,會努力革新技術,提高人均產值,促進經濟增長,從而避免“馬爾薩斯陷阱”。
技術的進步,改變了之前邊際收益遞減的條件,將邊際收益曲線右移,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勾勒一條遞減曲線;當邊際收益遞減到一定程度,技術又會實現新突破,然後又將這條曲線右移,建立更高收益水平的曲線。
如此,反反覆覆,動態平衡。經濟和收入在一波波技術革新推動下浪潮式前進,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這就邊際收益遞減與邊際收益遞增的有機結合。
在生育率下降的過程中,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但這是我們必須承受的,也必須忍受。只有這種逼迫,技術才會進步。所以,短期來看,生育率降低拉低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生育率下降,經濟不會下降,人均產值也不會降低反而會增加。
目前,低生育和人口老齡化如此嚴重的德國、日本,他們的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不可否認,他們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齡化的痛苦,但是這種痛苦恰恰逼迫他們技術革新。
日本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之一,生命質量很高。日本的工業機器人技術,正在大力應用於養老、醫療領域,以解決老齡化問題。這些技術進步不少是低生育問題倒逼出來。待中國老齡化到同等程度,技術和經濟不知能否達到日德這一水平。
如果人為過度、直接干預生育會造成什麼後果?
舉個例子,當經濟進入正常的週期性衰退時(非經濟危機、大蕭條),如果一家企業因盲目擴張而導致資金鍊斷裂。此時央行大發慈悲,提供足夠貸款幫助其渡過難關,那麼這將產生道德風險,破壞市場競爭,最終不利於這家企業技術進步及持續經營。
如今長三角、珠三角企業面臨用工短缺,企業用工成本在上升,經營壓力在增加。此時,老闆一般都在努力想辦法,如何降低成本,比如改進流水線技術,採用智能流水線,降低用工數量,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術更好的材料,從而推動技術進步。
但是,假如通過某種生育政策,勞動力又變得富餘了,那麼工廠則不會選擇技術革新,而繼續使用廉價勞動力。
所以,人為過度干預生育,與過度擴張、緊縮貨幣一樣,會扭曲勞動力的供給以及價格,不利於市場資源配置,不利於技術進步和製造業轉型升級。
事實上,西方國家的製造業先進技術,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勞動力價格上升、持續工人運動以及工會鬥爭的艱難環境中地不斷革新的。
因此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一些痛苦是必須承受的,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悅,是人類經濟進步的必然規律。
技術進步,解決了經濟增長問題,但如果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增長,人類不會滅亡嗎?
按照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人口會持續減少,但是人類不會因此滅亡。為什麼?
所有的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都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技術水平保持不變。而如今,如果與生育有關的技術進步,原有的生育邊際遞減規律的條件發生了變化,邊際曲線會右移,人口會在更高生育水平上重新建立生育效用遞減曲線。
如何理解?
當影響生育的技術進步到一定程度,或發生了技術變革,人口生育率會提高,人口生育規模會增加。當這一技術穩定時,生育率又會隨著經濟增長而遞減。
例如,試管嬰兒技術、無痛分娩技術的進步,大大降低了女性生產的機會成本,提高生育邊際效用。整形美容技術的進步,降低了產婦因生育帶來的身體傷害,降低顏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風險。一些高齡產婦、愛美女士在新技術條件下更容易選擇生育。
當然,目前影響生育相關的技術水平還沒出現革命性的進步,這種技術“微創新”還無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但未來基因技術、試管嬰兒技術以及其它醫療技術爆發顛覆性創新時,人類的人口規模以及人力資本,會在市場的調節下重新回到相對合適的位置。
是否能夠確信,人類能夠在自我滅絕之前,實現技術進步?
300多年來,市場機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戰和質疑,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但至少目前為止,它還是稍微靠譜的機制。曾經我們試圖用上帝的視角,人為地、大刀闊斧地改變經濟,試圖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但都遭遇失敗。
不過,對於生育問題,我們依然要保持謹慎。這個問題關係人類的前途和命運。
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在生育相關技術保持不變的前提下,隨著經濟進步和收入增加,人們會降低生育數量,然後選擇優生優育,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這種經濟規律,實際上就推動了市場要素從勞動人口轉向人力資本轉型。一邊是人口數量減少,一邊是人力資本提高。
人力資本的提高,促進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推動生育效用曲線右移,促進人口增加。因此,人類不會因此滅亡。人們會在技術的革新浪潮中,反覆地通過邊際效用及成本理論,在生育數量和生育質量之間一次次建立新的平衡。
這實際上是微觀層面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從而推動經濟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指數型增長轉變。具體到個人,就是你按什麼標準考慮生娃的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預生育,那麼政府應該做什麼?
一提到市場,我們不能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誤區,完全把人類的命運交給市場。市場與政府一樣,都會犯錯誤。從上個世紀197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的經濟學派不再糾結於政府之手和市場之手的爭論。布坎南、哈耶克、阿羅、波斯納、科斯等經濟學家共同找到了一個方向,並形成了共識,即通過“憲章”、制度來共同管理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
所以,任何經濟領域以及市場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有效管理。在這一框架下,政府行使合理的干預行為,不違背經濟規律,提供更好的公共福利。
我們回到生育問題。那麼生育該如何幹預呢?
全面開放生育政策,將生育問題交給市場來選擇,不直接干預生育,不違背經濟規律。
目前,各大城市通過搶人口的方式彌補老齡化和人口不足的問題,但這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全面開放生育政策,重視生育問題更為重要。
由於過去的生育政策帶來人口結構的失衡,目前老齡化加速,老齡人將大規模到來,而年輕勞動力則相對緊缺。
目前,真正的問題,不是生育率下降,而是“未富先老”。
如果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自然下降,是受生育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趨勢的,那麼這並不可怕,因為技術的革新、市場的調節,可以促進人口恢復均衡。
但是,過度的人為干預,出現“未富先老”,容易導致市場失靈,市場在短期內難以調節回來。這是當前最大的問題。
短期的具體做法是,過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紅利,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如今,有必要做好跨期調節,將這筆財富如國有資產拿出來,充實社保基金,降低這一代年輕人的養老壓力。大力完善幼兒、基礎教育,提供更多的公共醫療服務,大幅度降低生育、養育兒女的成本。
另外,受惠於過去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房地產製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給如今的家庭帶來極高的生育成本。政府有必要做好轉移支付,提供更多福利房,降低生育家庭的經濟壓力。
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生育問題,需要用過去人口紅利時創造的財富來彌補,儘可能地燙平這一大波浪,緩解扭曲程度。
長期來看,如果生育相關技術沒有發生革命性變化,中國的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的。制度性養老以及養老基金或許反過來還會降低生育率。
如果目前這個坎沒被燙平,勞動力數量較大幅度下跌,而人才又沒有培養出來,老齡化負擔又很重,市場調節機制容易癱瘓,經濟將受到較大沖擊。
落實到個人家庭就是,孩子只生了一個,但又沒有培養好,經濟收入有限,養老負擔很重,這才是真正的憂患。
所以,只有短期加大社會福利的投入,才能相對平穩地過度到低生育時代。中國的生育問題,實質上是社會福利問題。
長期來看,政府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科學的水平,促進人力資本提升,促進技術革新,推動中國的生育邊際曲線右移,促使人口規模及人力資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尋找到動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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