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錢”曹德旺

虎嗅網2019-09-05 16:12:22


題圖:2010年12月14日,曹德旺在福清福耀玻璃的董事長辦公室,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注:這是一篇舊稿,我在2011年採訪過曹德旺之後寫的(虎嗅注:首發於《中國企業家》雜誌2011年7月,記者:蔡鈺、朱汐)。當時他要抽出自己持有的價值35.5億元的福耀玻璃股份來設立一傢俬人慈善基金會,成為了當年中國慈善榜上的首善。他的理念和要求的制度創新在當時非常前衛,就跟這兩年他探索美國設廠一樣的。


“慈善資本主義”。近身採訪的那幾天,我看到了一座精明的佛。這種微妙的混搭感你能明白嗎?慈悲心頭坐,不影響資本穿腸過。跟他今天在美國設廠,跟美國工人鬥智鬥勇一樣的。


看到《美國工廠》這個片子的時候,我想起這篇舊稿子。今天回頭去看仍然覺得有趣,感覺像上個月寫的似的。


複習一下吧。



65歲上,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600660.SH,以下簡稱福耀玻璃)的董事長曹德旺做了件大事:從自己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抽出價值35.49億元的3億股,設立了一家非公募的慈善基金會,並用自己父親的名字給基金會命名:河仁。


5月5日,釣魚臺國賓館內,註冊於民政部、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作為其業務主管單位的河仁慈善基金會正式掛牌成立。按照章程,河仁基金會將在中國的教育、醫療、環保、緊急災害和災後重建幾個領域發揮效用。


來自中國基金會中心網的統計,到2011年6月20日,中國的非公募基金會數量已經達到1143家,超過了公募基金會的數量。


而身處這上千家非公募基金會中,初誕的河仁基金會仍顯得與眾不同。


在美國的近10萬家基金會中,90%以上均為私人和家庭出資建立的基金會,其中大部分為家族基金會。但在中國,河仁基金會才剛剛成為第一家家族基金會。


河仁基金會對福耀玻璃持股14.98%,比例之高,即便在美國的基金會中也數罕見。按照美國聯邦稅收法令的超額持股限制,私立基金會及其利益衝突人所擁有的某一企業的股份或者表決權的總和不能超過總數的20%。如果超額持股,基金會及其利益衝突人必須對多餘部分限期出讓。


再一個,曹德旺對河仁基金會架構的構想,已經觸碰到了中國現行的慈善領域監管框架的若干壁壘。“河仁基金觸碰了三個基本問題。”廈門大學副校長、參與了河仁基金會創辦的吳世農說。


“一,捐出價值35億元的股權,本身已經是種制度突破。既然國家允許曹德旺捐股,就應該允許更大尺度改革,不要像原來管理辦法一樣,要求每年8%,十年八年用光。現在的政策不利於永久型慈善機構建設。”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每年的公益支出比例不得低於上年資產的8%。而曹德旺的想法是,河仁基金會以他捐的3億股股權為母本,用每年的分紅和資本運作所得去做慈善;


“二,稅費應當適當減免。曹德旺如果分幾次捐,每年都可以減稅。他一次性捐是他的魄力,現在變成基金會代繳。應當有一些減免和激勵。”按照現行稅制,一次性贈予河仁基金會3億股股權後,曹德旺應繳納的所得稅款高達5億餘元;


“三,捐贈的形式上,現在捐股已經是突破。未來對捐贈品可再放寬鬆一些,比如其它的有價證券。”


蒙牛集團創始人牛根生在2005年開始用股權信託來設立老牛基金會、新華都董事長陳發樹曾經放言捐出價值83億元的有價證券用作慈善,但直至曹德旺設立河仁基金會,中國境內的第一例直接股捐慈善才算真正落地。


“已經很快了,我們中國政府辦事效率還可以的。”6月3日,河仁基金會掛牌一個月後,曹德旺在福清福耀玻璃的董事長辦公室裡對《中國企業家》說,聽不出唏噓。“一動牽百動。站在管理國家的政府角度,社會轉型期很多東西是聯動的,(慈善)牽扯到國家分配的問題,總要去協調評估各種政策,考慮一種政策形成以後對其它方面的影響。”


能發出這番體恤之言,曹德旺用了兩年。從2009年3月向主管單位遞交申請,到2011年5月正式掛牌,這段時間裡,曹德旺以一己之力,撬動了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民政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證監會等幾大部委的通力協作,以一家民間的基金會為藍本,探索中國傳統慈善模式向現代慈善模式的轉型。


2008年的汶川地震開啟了中國的慈善元年,中國民間的社會責任自這一年蓬勃生長。而2011年這個時點上,中國的慈善資本主義,則以曹德旺和他的河仁基金會為原點開局。


“慈善資本主義”這個詞是《經濟學人》在2007年提出的概念,指美國、歐洲新一代的慈善家以“社會投資家”的自我定位,將資本投入慈善事業,自行監管,以求獲得最高的社會投資回報率。


“慈善資本主義是一種精神,實際上指的是用資本主義講究競爭、講究效率、講究成本的一種方式來做慈善。”中華慈善總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常務理事楊團說。


設立河仁基金會產生的另一價值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多了一種家族傳承的參考樣本。


“基金會持股的形式,等於是在美國式的家族企業全面社會化和家族接班兩種方案中間的一個結合點,這個解決方案很漂亮,曹德旺幫中國企業打開這扇門之後,很多企業都會慢慢考慮往這個方向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肖知興說。


不過,在採訪中曹德旺一再表示,曹氏家族未來將完全退出河仁基金會,河仁不是家族基金會。他說,在幫助河仁基金會完成建章立制後,今年之內,他跟兒子曹暉退出理事會,他的兄長、現任理事長曹德淦也會在5年任期滿後退出。話雖如此,但無論是他的顧問、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還是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都認為河仁基金會並不能洗脫家族基金會的本質。


王振耀也是河仁慈善基金會的監事之一,他明確反對曹德旺退出河仁基金會的構想。同行徐永光則根本不信曹德旺真正能夠退出河仁基金會:“我還是認為它(河仁)就是一個家族基金會,非常明確。它都是用曹德旺父親的名字來命名的!曹德旺的基金會追求的目標比較高。雖然他說將來要啟用專業人員來管理,但專業人員實際上是隻能到達執行層面。在決策層面上,還是要靠理事會和他們家族,他們家族肯定是起決定作用。”徐認為,家族基金會正是私人財富的最好歸宿。


但對同輩企業家們的樣本價值,曹德旺並未否認。早在2009年向國務院僑辦提出申請時,曹德旺就透露過雄心: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企業家大多已經面臨退休,他們所創造和積累的社會財富,是直接留給子女還是怎樣處理,仍是未解難題。曹德旺覺得,自己站出來,把相當大一部分創業所得捐給基金會,能給企業家們提供一條可選的退路。


“他認為自己這麼做是有意義的。所以他對河仁的制度創新很堅持,也是覺得制度創新更有意義。”當時親耳聽過曹德旺吐露心聲的國務院僑辦國內司副處長許友滋說。


就在曹德旺以這筆市值高達35.49億元的股權捐贈登上2011中國慈善排行榜的榜首同時,以高調著稱的前首善陳光標並未出現在榜單之上,陳甚至因為一系列報道,捲入一場巨大的關於借慈善尋租、高調暴力慈善等問題的網絡口水大戰之中。


曹德旺本人一直在謹慎地避免與陳光標的比較,“首善只是一年的事,明年就不一定是我了。我本身就不要這個,我擔心的是明年新出來個首善,你們又拿來跟我比,說曹德旺這個人矮矮的,臉黑黑的,一看就不像個首善。”這個65歲的福建人自嘲說,“不要說首不首善,大家去做一點事情,努力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也不是個完美的人,我也有很多的缺點。”


不管優點缺點、完不完美,探路者已經來了。


制度破冰


2009年6月,身在北京的頤合律師事務所律師翟慧突然接到曹德旺的電話。曹告訴她,民政部、國務院僑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法制辦的官員組成了調研小組,正要來福清,為他設立河仁慈善基金會的事要跟曹德旺直接對話。


“你也過來開會吧,聊一聊這個事情,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的在法律上解釋解釋,支持支持。”曹德旺在電話裡說。


“這事該有個眉目了。”放下電話,翟慧買了去福州的機票。


翟慧跟曹德旺是舊識。2007年,曹德旺就向她徵詢過捐股做慈善的建議,甚至已經組建了籌備小組,認真諮詢了民政部。但此事因金融危機而擱置。


2009年2月,在福建證監局舉行的福建轄區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曹德旺丟出了這顆響炮:他打算捐出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中的60%來成立慈善基金會。當時,曹德旺家族通過三家殼公司持有福耀玻璃10.8億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總股本的53.93%。


在座的媒體當即把這件事傳了出去。“當時想法還不成熟,但既然已經承諾出去了,就做吧。”曹德旺加快了行動。3月,他把申請書放到了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的桌上:希望以股捐形式設立河仁慈善基金會,掛靠在國務院僑辦之下。


曹德旺看中的是國務院僑辦在中央部委之間的協調能力。曹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擔任副會長的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的主管單位就是國務院僑辦,平時往來工作中就經常借力於主管部門。“作為他個人來講,想要去把涉及這麼多部委的一件事跑下來,很難很難。一般情況下,部委工作也比較忙,如果不是突出、集中的問題,他們會根據現有政策和法規給你一個答覆,不太會刻意做一些變通、突破現有政策。這種情況下,僑辦能發揮政府部門間的協調職能。”國務院僑辦國內司副處長許友滋說。


2009年3月起,國務院僑辦作為這個擬建基金會的主管單位,民政部作為登記機關,邀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法制辦等部委的相關負責人開了兩次協調會,並把河仁基金會的構想上報國務院。


國務院也認了真,領導親自指示幾個相關部門要認真協調,給曹德旺一個答覆。“這個基金會算是各個部門對新出現的公益捐贈模式的一種監管嘗試,通過它,可以探討公益基金會能運作到什麼樣的程度,相應的政策是否已經符合發展需要,是否還有進一步改動的必要。”一開始就介入此事的許友滋說。


個人捐出A股上市公司大筆股權,在中國境內設立慈善基金會,這在國內從未有過先例,構想一旦擺上檯面,問題跟著來:


財政部關心的是,2003年出臺的《財政部關於加強企業對外捐贈財務管理的通知》,曾明文規定,企業持有的股權和債權不得用於對外捐贈。曹德旺計劃捐出的家族股份,恰是通過幾個殼公司持有。


民政部關心的是,按照《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無論是公募還是非公募基金,原始基金都必須為到賬貨幣現金。


證監會關心的是,大筆股權捐贈會導致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的變更,影響上市公司經營。按照曹德旺一開始要捐自己所持股的60%的想法,福耀玻璃的大股東將變成河仁基金會,同時,由於這筆受讓超過總股本的30%,還將觸發收購要約。


國家稅務總局關心的是,雖然曹德旺捐股是非營利行為,但按照現行法律,在計算了各種免稅抵扣後,這筆股權的受讓仍將產生超過5億元的企業所得稅。


遭遇的種種壁壘正中曹德旺下懷——在他看來,提出股捐設立河仁基金會,為中國的非公募慈善基金會挑出一條可行之路,是更大的善舉。“我想用這個方式來影響、修改這個相關規定,因為我預測,後面會有很多企業家捐款。國家應該創造各種條件來接受這類捐款,把富豪口袋裡的錢捐出來。”當時的他曾這樣對媒體說。


曹德旺的好友、廈門大學副校長吳世農是福耀玻璃的獨立董事,也很早就被曹德旺邀請加入河仁的籌劃之中。在電話裡,吳世農給《中國企業家》算了筆賬:福耀玻璃歷年來每年都拿出一半的淨利來分紅,以2010年福耀玻璃的18億元利潤計算,如果不減持、不捐贈,按照曹家持股超過50%的比例來算,單是2010年得到的分紅就超過4億元。“他(每年)直接捐這筆分紅不行嗎?不但不用交那五六億的稅,每年還可以拿當年的捐款做所得稅減免。他做慈善確實跟別人不一樣,有獨到的理解。”


“慈善基金會分成永續型和一次性型,現在中國的管理政策是側重於管理一次性的。政府和社會應該對基金會有分類管理,給有志於投身慈善的企業家創造寬鬆的環境。”吳世農說,這也是曹德旺之所想。


2009年6月,民政部副部長姜力帶隊,幾個部委也各自派出官員組成調研小組,前往福耀玻璃總部所在地福清調研。


在翟慧印象裡,這是曹德旺提出捐股以來,各個相關方比較正式的第一次會面。會上討論得比較集中的兩個問題,第一就是捐贈的股票能不能拿來做基金會的原始出資。


曹德旺覺得,對捐贈不應該有這麼嚴格的限制。“畢竟是做好事,我只要拿出有價值的東西來就行了,無論是用什麼形式。只要能通過市場來評估它的價值就應該可以成立。”翟慧回憶說,當時曹德旺很想在這上面實現一個制度突破。


另外一點就是關於納稅。“從大的政策層面來講,政府收稅實際上是調節社會的財富分配,屬於二次分配。我這個捐贈屬於三次分配,為什麼一定要從我的捐贈裡再扣出幾個億捐到稅務部門?我這完全是做好事,而且是有社會監督的。”曹德旺在會上說。


但是國稅總局也有理由:稅法是全國人大的法律,國務院無權直接改,要調整得走全國人大的程序,週期太長。國稅總局提了個折中的方案,由河仁基金會來代繳稅。


證監會、財政部的官員還跟曹德旺說,你捐贈的是股票,價值取決於福耀玻璃的經營狀況,如果你因為捐股而不再是企業的實際控制人,可能對福耀的經營管理會有影響,相應也影響了基金會能夠投入到慈善事業裡的真正實力。


稅的問題曹德旺沒甘心,但捐股比例的建議他聽從了。“我跟他(政府)講,那好,我捐一半給你,我繼續在這裡控股、控制。我會努力把福耀做得更好。所以我為什麼要退出基金會呢,我還是要回頭過來、回到福耀集團來,把企業做好,用更多的錢去支持基金會。”


他把捐股數額減到4.5億股,以確保福耀玻璃的大股東不會變成河仁基金會。這其中的5000萬股有點賭氣的成分。當時他對幾個政府部門說,非要交稅的話,就拿這5000萬股給基金會交稅用。


兩天的考察結束後,調研小組返京撰寫評估報告,再次遞交給了國務院。2009年10月,財政部發出了《關於企業公益性捐贈股權有關財務問題的通知》,允許企業用股權做公益捐贈,但同時要求捐贈者要辦理股權變更手續,不得再行使股東權利、要求受贈單位給予經濟回報。該通知一出,實則開啟了國內股權捐贈的大門。


調研會後,曹德旺跟翟慧都以為,當年的七八月份就能完成河仁基金會的註冊,但接下來的進展之緩慢讓曹德旺開始焦慮、擔心。


“各部門的分歧其實並不在於都反對還是都支持,而是怎麼走程序。為一個新模式的公益基金去調整政策,難度大、週期長,各方面還不是特別成熟。”僑辦的許友滋說,在幾個職能部門之間,有一些部門覺得可以突破,允許河仁基金會用股權註冊。有的部門則認為,如果為了河仁而修法,週期太長;如果給河仁特批,則有損現行法規的嚴肅性。


曹德旺不想等了。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期間,他通過自己控股的鴻僑海外有限公司減持了1億股福耀玻璃股票,套現超過10億元,直接做起了公益項目捐助。


2010年4月20日,曹德旺讓兒子曹暉在中央電視臺的玉樹賑災晚會上,舉起了“曹德旺、曹暉捐款1億元”的告示牌。5月又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西南五省區旱災地區的災民捐贈2億元。緊接著,又向福州市捐贈4億元修建圖書館;向老家福清市捐贈3億元,修建一座中學和一座寺廟。


“你不批,不批我就拿去賣。如果我不賣那1億股,後面還不會批呢!主管的人根本不會相信我真的想把這麼多錢送出去,所以我做給他看。”曹德旺說。


賣股果然有用。民政部表了態:雖然我們也承認有價證券的價值,但在法律還沒有修改的前提下,還是必須用原始貨幣當註冊資金。


僑辦、翟慧建議曹德旺分兩步設立河仁基金會,先用2000萬元現金註冊成立,等到跟國稅總局對稅務問題達成一致,再把股權捐給基金會。2010年6月,曹德旺出資2000萬元,在國家民政部登記註冊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會。同時,僑辦幫曹德旺把捐贈過程的稅務問題再次上報國務院。


2010年10月,根據國務院的批示,後來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就根據國務院的批示,對曹德旺的股捐專門下了一個通知,允許曹德旺不必立即繳納稅款,而是在基金會設立後5年內繳齊。


曹德旺期望的是,這5年裡繼續推動慈善制度變革,看看未來能不能實現新的突破。“如果這5年間有了新的政策突破,那這5億也就不一定就要交了。”


“對於這樣一個稅收處理辦法,曹德旺心裡肯定還是有疙瘩。做好事還要交稅?我們也理解他。”許友滋說,“但考慮到稅制的完整結構,如果要動,涉及問題非常多。稅收部門也是慎重考慮後,在現有框架內能給予的儘量優惠的政策。5年緩繳期內,可能通脹、股票的增值保值、捐贈企業享受的公益捐贈稅前抵扣……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後,基金會的實際負擔比較小。另外由基金會代扣代繳,對捐贈人來講也比較能接受。”


“實際上曹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現在都已經被磨平了。”翟慧說,按照曹德旺的理想,他希望能把自己在上市公司積攢多年的制度安排經驗用在河仁基金會裡,制訂一份詳盡的基金會章程,以實現完全的制度化管理。但監管部門卻不希望這個章程太花哨、太個性,以免增加行業的管理難度。


治理結構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是社科院每年《中國慈善藍皮書》的組織編撰者,也是河仁基金會的諮詢顧問之一。初見曹德旺,她覺得曹德旺憨憨的,“不像企業家,像個老農。”但一進入實質對談,曹德旺數起捐贈資金的現值、五年後的終值、各種稅務抵扣,楊團被鎮住了。


“他講數據的時候,我腦子根本轉不過來。那些很難算的數字,就從他嘴裡很隨便地就透出來。而且他算數的時候,跟他平時說話的姿態是一樣的,慢條斯理地,但說得讓你目瞪口呆。”


在福清,曹德旺輕描淡寫地證實了楊團的描述:“上市21年以來,福耀的複合增長率做到30%。我從資本市場募集來的資本總共才7億,但是分紅、派息花了50億,其中現金花20億,其它的是送股。整個集團現在所有的自有資本都是企業盈利攢下來的。所以我給基金會算了一筆賬,這個股票不能拿去賣,就放在那裡。”


能把福耀玻璃帶到今天,曹德旺對資金效率的苛求已經入骨。2010年5月4日,曹跟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協議,委託後者把2億元善款發放給92150萬戶受災民眾,要求扶貧基金會在6個月內發完救助款,差錯率低於1%,還把公益基金行內10%左右的管理費率壓低到了3%,被稱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的胞兄曹德淦在退休前是福建省副省長、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長期做省裡的扶貧工作,他都認為,扶貧辦能把這個項目的正確率做到60%到70%,就很不錯了。王振耀也說:“曹德旺還是想得太簡單了,實際上扶貧基金會轉移了一部分成本,各地政府也承擔了一部分。”


可弟弟不答應。在曹德旺看來,這跟做企業家管理公司時應該是一樣的,對方有合同義務,講清楚交來什麼東西、什麼質量、什麼時候交貨。“1%是對質量的要求。我們搞企業的,企業講PPM(百萬分之一)的缺損率,客戶對我的要求是萬分之一。1%已經可以了。”2010年12月,2億元捐贈完成後,跟扶貧基金會一同請來中國人民大學非營利組織研究所給這個項目做評估時,曹德旺對評估小組說。


在從5月到8月的項目推進期間,應曹德旺要求,扶貧辦每10天發給他一份工作簡報,近10萬份受資助農戶的資料、簽名和指紋手印最後也彙總給他。


楊團的印象裡,曹德旺對要有指標、要有效率這一原則的堅持尤為徹底。“以前捐了款,還開出這麼一大堆條件來問責的捐款方還真沒有過。這真的是在促進中國NGO進步。”


“陳光標也是發大紅包,曹德旺也是發大紅包,曹德旺比陳光標可是聰明能幹多了。他這麼一個舉動,錢也發了,還讓全中國認識了捐贈方和受贈方,特別是捐贈方和公益組織應該是什麼關係。”楊團說,“做慈善不能說只是給予,其它什麼都不講。講效率、講成本,就是慈善資本主義的精神。曹德旺有這種慈善資本主義的精神。


籌辦基金會之初,曹德旺就對翟慧說,我幾十年來的心血是在培養福耀玻璃,把它當我的孩子一樣;如果我這個基金會能做成,肯定也要讓它做得非常正規,開一個先河。照此衡量,河仁基金會還未誕生就已經被曹德旺注入了慈善資本主義的因子。


遞交了基金會設立申請後,曹德旺自己看過大量國外私立基金會的模式,也在僑辦陪同下走訪過蓋茨基金會的北京辦公室,請翟慧從法律層面給過建議,也請社科院、清華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等研究機構給過諮詢意見。


他挑出的最合理架構設計是,找11到13位社會名流組成理事會,管理層由一名執行祕書長挑頭,下設四個管理機構,分別負責預算和財務管理、慈善項目管理、資產直接項目投資和間接項目投資。


按照公司化治理的經驗,他逐個打電話邀約既有公益之心,又有市場專長的理事和監事:吳世農、招商證券首席運營官餘維佳、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周勤業、中國銀行浙江分行行長陳石在……同時,按照民政部的意思,民政部、財政部、僑辦也在理事會中各有一個席位。


這群深諳市場規則的理事們很快在慈善領域裡也達成了一致目標:把河仁建設成中國第一家永久型慈善基金會,為現有的規模保值增值。


“河仁基金會的治理,也是在試驗過程中。今後理事會、監事會、管理和資金運作團隊都會有具體、完善的管理條文。總體上,河仁基金會會向社會提供一個完善的治理框架樣本。”吳世農說。


2010年12月,曹德旺召集準理事、監事在北京開了次會,商量了一下基金會組織架構的細節機制。當時跟扶貧基金會的合作剛出了評估結果,曹德旺挺滿意,就在會上敲定了河仁基金會的定位:做資助型基金會,給外部的草根NGO們提供資金,在教育、醫療、環保、緊急災害等領域發力。


會上,有理事出主意說:要麼分批捐贈,要麼設立一個信託,由信託機構享有股權的投票權和運作權,每年把這筆股權的分紅注入基金會。這樣既可避稅,又能迴避每年8%的資金使用下限規定。


曹德旺不答應,他覺得這麼辦不利落。他迴應建言者們說,既然已經承諾社會了,這個事要做;如果分期逐年轉股,不乾脆,沒必要。仍是要捐股,仍是一次性捐,就這麼定了。


另一個話題讓理事們一驚。曹德旺說,等到把制度搭建完成後,曹家就要退出河仁基金會。理由是,如果自己捐了錢,還要花時間去管怎麼花錢,太不公平;而同時,如果他在基金會,就會有很多人通過私交找他要錢,等於給自己添麻煩。


“他的初衷是,這個東西我捐贈出來就是真的捐給社會了,和家族沒有關係了。他認為只有這種行為,才能讓社會認可他做事情的純粹。第二個,他覺得,我本人、我家族都有真正的生意去做,那直接把基金會讓給更專業的人去做不是更好?”翟慧說,聽到這個消息,與曹合作已久的她並不意外。


王振耀第一個站出來堅決反對,吳世農是第二個。“因為我們聚到河仁是為了幫你、在你的召集下來做這樣一件有價值的事情,為你提供建議。你三年五年後退了,誰能接替你?像西方企業股權很分散的結構,我們不能照搬用於我們的基金會,他們有好處,但代理成本很高。非公募基金會還是要有一個主事者。”吳說,理事們不拿薪酬,平日來開會的機票都是自掏腰包,一個是衝著做這事的榮譽感,二是衝著曹德旺。


曹德旺的主心骨意義不言自明。這個基金會由他構想、推動、出資、設立,又正在依照他的理念構建框架,具有濃厚的曹氏色彩。眼下,雖然河仁基金會對外宣佈的是由原福建省人大常委會環境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主任洪長平擔任祕書長,但曹德旺本人是在代理行使祕書長職權。甚至在曹家之內,兩年以來,他為河仁基金會奔走、溝通的強度和密度也遠遠高於擔任理事長的胞兄曹德淦。


吳世農告訴《中國企業家》,他迄今還在私下勸說曹德旺,但曹始終沒有改變主意。曹德旺則告訴記者,他剛給理事會推薦了一名祕書長人選,正在等國務院僑辦的考核。在他口中,這個人既熱心公益,又有過在企業擔任總經理的商業運作經驗。“祕書長到位後,我就準備退出基金會了,我不參加基金會裡面的工作。”


“我是想盡量把基金會搞得專業一點。我做完建章立制、祕書長到位以後,我就準備退出基金會了。”曹德旺給自己定的期限是今年底之內退出河仁基金會,這是因為福耀玻璃的本屆董事會將於今年11月到期,按照河仁基金會對福耀玻璃的持股比例,理應向上市公司派出兩名董事。曹德旺希望能在那之前,完成河仁基金會的人事和制度架構。


關於河仁基金會以哪種形式參與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決策,這仍是一個懸念,留待基金會接下來的會議討論。按照吳世農的構想,河仁基金會會像其它機構一樣扮演財務投資者的角色:“如果有分紅、增持或減持的需求,我們會對公司提出,如果持股量達到一定比例,我們會派駐董事進入董事會,也會給企業提出發展經營的建議。”


翟慧則透露,另一種在商討的可能性,則是河仁基金會把表決權委託給第一大股東曹德旺。


曹德旺沒有表態。“民政部、國稅總局、財政部、僑辦,四個部委有四個司長參與在(理事會)裡面,還有我們那些人,你們再討論怎麼做是你們的事情。我反正已經捐了,過戶當天價值是35.49億,我只捐這麼多給你,其它我不管了。”曹德旺強調,捐給河仁基金會的股權已經是社會公共財產,“將來如果要賣,他們大家都認為可以賣就賣了,跟我也沒關係。”


經曹德旺親自一遍遍修改後出臺的基金會章程寫道:“接受捐贈的物資無法用於符合本基金會宗旨的用途時,基金會可以依法拍賣或者變賣,所得收入用於捐贈目的。”可以賣。流程上,“除非本基金會授權的投資和經營,處置曹德旺家族所捐贈福耀玻璃股票需經基金會全體理事90%以上同意,形成理事會書面決議,方可執行。”


福耀玻璃發佈的權益變動報告書裡,更是直言“(河仁基金會)不排除在未來12個月內減持的可能”。


說歸說,曹德旺對河仁基金會的運作方式仍有自己的期望:“35億(的股權)作為母本放在那個地方,一年花一兩億(分紅)。”按照福耀玻璃2010年度每10股稅後分紅5.13元的標準,曹德旺捐出的3億股可分得1.54億元。但股權捐贈協議是在福耀玻璃2010年年度分紅後才簽署的,所以這3億股的上年度分紅,不歸河仁基金會。


2011年4月11日,河仁基金會與曹德旺正式簽署了股權捐贈協議,曹德旺把耀華工業村開發有限公司持有的福耀玻璃全部2.4億股,和通過三益發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近6000萬股,湊足3億股,贈予河仁基金會。“耀華工業村的全部股票捐掉還不夠,拿了點三益的來填。”曹德旺對《中國企業家》說。


只是,為什麼不乾脆讓原先持股比例高達22.49%的三益發展公司來做唯一捐贈人?


福耀玻璃的公告顯示,耀華工業村捐出的2.4億股全為股權分置改革時留下的限售股,其中的41.7%在今年4月20日得以解禁,剩下的分成41.7%和16.5%,將在2012年和2013年解禁。河仁基金會獲贈股權後將繼續遵守這份限售協議。而三益發展公司持有的股權已經全數是自由流通股。


把容易變現的流通股留在手裡,有待分期解禁的限售股贈送出去。這意味著,在初創的三年裡,河仁基金會即便有心減持,也有章程支持,但仍必須沿著曹德旺安排好的門檻一步步跨。


這一制衡背後,閃現的正是曹氏多年積攢的商業智慧。


曹德旺計劃在今年9月之前再召集理事們開一次會,把理事的選舉、資金的使用、項目的運作、跟福耀玻璃的董事對接等各方面細則落實成文。“我退出後,就靠制度控制它了,我只要求他們制度上面有一條:修改規章制度,需要報給捐贈人。”


曹氏傳承


曾經的上海永安百貨大股東曹河仁在生時沒有料到,2010年,他的名字會被中國以慈善的名義重新記起來。這一年,他的二兒子曹德旺捐出價值35.49億元的上市公司股權,以父親之名,設立了河仁慈善基金會。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曹德旺解釋父親的名字說。在家鄉福州捐建圖書館時,福州市政府本來給圖書館命名叫“海峽圖書館”,曹德旺不樂意,他想好的名字是“河仁圖書館”。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加上工程規劃上的一些分歧,曹德旺差點想把已經打給福州市慈善總會的錢轉回給福建省慈善總會。


最後是福建省慈善總會會長張明俊打了圓場。張對福州市政府官員說,曹德旺的意見是對的,你這個思想不夠解放。香港都是這樣的,國外都是這樣的,誰有本事捐錢,就用誰的名字。起碼你把河仁跟海峽連在一塊兒,“河仁海峽圖書館”不是也可以嗎。照顧了你們的名字,也有他父親的。


曹德旺這才滿意了。他捐給福清的3億元裡用途之一是在高山鎮修建自己和兒子兩代人的母校,新校區還在修建中,工地大門上也嵌著他的名字:高山德旺中學。


曹德旺生在1946年,在他小時候,為躲避動盪的時局,父親清理掉上海的生意,舉家遷回老家福建,卻在途中遭遇沉船,自此家道中落。年輕時為了生計,曹德旺曾經倒過菸絲、賣過水果,1983年起承包了福清市一家虧損的鄉鎮玻璃廠,並用20多年的苦心經營,將之發展成為汽車玻璃生產規模居全球第二的大型跨國工業集團。


他至今記得年少時,每天有固定的一兩個小時,他被父親叫到自家的客廳裡垂首而立。父親一邊抿著酒,一邊給他講自己當年做生意的故事和道理。


“他跟我講,如果有人向你借錢,你要看看自己有沒有這個錢,有就拿給他,不要跟他立字據、不要叫人家擔保。”曹河仁自己年輕時也曾經前往日本辛苦打拼,頭三年剛攢下一點錢,就有朋友來找他借。曹河仁心裡沒底,又礙於人情,就回去問自己的舅父。舅父說的就是這番話。“你為什麼要借給他、要找人擔保?如果朋友還不起,就把人家擔保人也拖進來了,等於一下子失去兩個朋友。”


從小在家長制治下成長的閩商曹德旺,對待子女甚至公司,也帶有同樣強烈的家長意識。他向兒孫打小灌輸同樣的觀念:“我雖然捐了很多錢,但找我借錢一個人都沒成功過。我誰都不借,也不用人家擔保。”


在曹家要繼續經營福耀玻璃的前提下,按他的安排,39歲的長子曹暉是公司的接棒者,成為了福耀集團的總裁。女兒曹豔萍也進入了福耀工作,同時兼任曹德旺對福州市河仁圖書館捐贈項目小組的負責人。小兒子曹代騰在重慶經營與福耀玻璃有業務往來的重慶萬盛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去年7月,福耀玻璃斥資1.57億元收購了萬盛浮法玻璃。


為了磨鍊兒子,他曾經不顧曹暉的意願,強勢地把他從香港“扔”到美國讀書,為此兒子跟他賭氣,6年沒有給他打電話。


但這幾乎是外界獲知的曹暉對父親唯一一次忤逆。曹暉從2006年開始擔任福耀玻璃的總經理,並掌管福耀在美國的業務,為福耀在美國擴大市場份額、反傾銷戰役中立過赫赫戰功。但在曹德旺面前,始終是孝順、低調的兒子。在慈善領域裡,曹暉領父命去過央視晚會上舉牌給玉樹捐款,也隨父親一道加入河仁基金會的理事會,但從未發出過有別於父親的觀點與舉動,彰顯自己的存在感。


曹德旺對長子相當滿意。唯一的遺憾是,曹暉生活在富爸爸提供的環境裡,缺乏鍛鍊。“我不能像我爸培養我那樣,再培養一個曹德旺出來。”


“怎麼教育子女?身先士卒。你不希望子女有這個習慣的話,在他面前要先做到。在孩子面前示範,對社會、對所有人表示尊敬,對國家的法律法規感到有畏懼。”


在曹德旺口中,幾個子女都跟他一樣不重錢財。但他仍對王永慶家族式的家產紛爭心有慼慼。對他來說,設立河仁基金會,另一個私下裡的目的也是為了家族長遠。“省得子孫以後為這個事情去吵架。”


曹德旺曾從母親那裡聽說,他的祖母在世時曾在佛前燒香許願,一許子孫逢賭必輸,二許子孫有錢被別人借、被別人騙。他從貧苦的少年時代走出來,成為富甲一方的鉅富後,才理解了祖母的良苦用心。


他很滿意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煙酒不沾、賭博不沾,但自己卻又抽菸、又喝酒,還把全家的錢拿去捐。“但是孩子還是得叫我做爸爸,不叫還不行。”


在做慈善時,在一些已經言明交付出去的項目裡,曹德旺也會不自覺流露家長式的管控欲。捐給扶貧基金會2億元時,本來說好是讓扶貧基金會去救助災民,曹德旺只管抽查和監督。但5月裡在報紙上看見新聞說,四川通江縣沙溪鎮的一座危橋年久失修,有兩個居民在過橋時摔死,他又向扶貧基金會提出要求,從這筆捐款裡抽出1000萬元給沙溪鎮修一座新橋—970萬元建橋,30萬元籌建費用,同樣是3%的費率。


目前在建的福州高山鎮寺廟與中學項目的工地,是曹德旺最愛去的地方。“老闆一個禮拜來一回都不止!”工地上的人說,他不時會對木料的使用、草地還是水泥地的選擇、雕塑的增減發表意見。曹德旺捐款修建的福州市圖書館、高山鎮的寺廟與中學,工程中的每一筆具體款項都要他本人簽字才可發放。河仁圖書館始建起,他就派出女兒曹豔萍加入了工程的監督小組。


福耀玻璃對員工患病等困難幾乎包辦,遇到員工的親屬有病災,曹德旺還會以個人名義出馬救助。“必須管到底,你的問題就是福耀內部的問題。你在我這裡工作,我不給你徹底解決了,你就會把很大的困難交給社會。”遇到武漢水災、玉樹地震,曹德旺一邊自己掏腰包,一邊還會發動福耀員工捐錢。“我跟管理層講,對災區來說碰到這樣的事情是一種不幸,對我們企業來說這是非常好的機會來培育和檢驗員工的同情心、責任心和愛國主義精神。”


早年為獲取外商投資便利,曹德旺曾經拿過美國綠卡,後來換了香港身份證。但做慈善時,他能理直氣壯地對政府提出政策要求,底氣也是在於把政府當做家長:“我的事也是你政府的事,你政府的事也是我的事,我們是一家人。中國的文化裡,政府是父母官,狗不嫌家窮,子不嫌母醜,她再醜是你的母親,怎麼樣也要聽她的,你就委屈一下而已。永遠錯的是孩子,沒有錯的父母。”


這並不意味著曹德旺認同借慈善向政府尋租的行為,他自己一直牢牢地把控著一個底線。


福建省慈善總會會長張明俊依然記得和曹德旺的第一次見面。張退休前是福建省人大副主任,在其退休後,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成了人大副主任。退休後的張明俊到福建省慈善總會“發揮餘熱”,做起了會長。


曹德旺第一次請張出席活動,是五年前向高山中學捐款500萬,建造科學樓的捐贈儀式。“我去了,人家介紹一下,他就給我握個手,然後就不理我了。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你給他擺架子官架那肯定不行,以後就別見了。”


2009年底之前,已經開始操作股權捐贈的曹德旺屢屢遭遇政策瓶頸,難以突破之際,想和時任福建省省委書記的盧展工見見面,溝通匯報一下工作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能獲得後者的支持和幫助。盧本人對此十分看重,通過張明俊在中間牽線,協調雙方的時間。


有一次盧展工讓張帶話給曹德旺,表示“這個禮拜天,有時間見他”。結果曹德旺那邊回覆的消息卻是,“這個週末我要出國。”


這個反饋讓張明俊哭笑不得,也讓曹德旺和盧展工一直到2009年11月盧轉任河南省省委書記,都沒能見上一次。


事實上,曹德旺所經營的福耀玻璃也確實很少需要在政府間“走動”。許多人得以發家暴富的房地產、礦山、娛樂休閒等產業,曹德旺從來碰都不碰。


2010年9月,應邀參加巴菲特和蓋茨在中國舉辦的慈善晚宴時,曹德旺全力推動的河仁慈善基金會已經註冊成立。


“中國人知道怎麼做慈善,不需要外國人來給我們說教。”曹德旺對巴比晚宴不以為然,“各個鄉村的村路、祠堂,大家都知道是有錢人建的,怎麼說中國人沒有慈善呢。做慈善,最高尚的辦法就是不說,不高調。”


福建地處東南沿海,早年大量本地人下南洋、去日本謀生,幾乎家家都有僑民。僑商們發達後大多會回家鄉造橋修路。捐贈的人多,服務也就相應到位。福州市慈善總會會長方慶雲告訴《中國企業家》,市總會成立5年來所募集資金的管理費率不超過4%;其賬戶上收到1分錢的捐款,也會開出發票,公佈在網上,等捐贈者來取。而福建省慈善總會跟曹德旺、金源集團黃如論等本地企業家多年的捐贈往來中,一直都是主動把每筆捐款的去向和使用進展做成報告,主動反饋給捐贈者。


1983年,福耀玻璃廠還在虧損時,曹德旺就向自己就讀過的小學捐出第一筆2000元資助款。歷年來武漢水災、閩南冰災、汶川和玉樹地震、西南乾旱,他都自己捐贈,也發動福耀玻璃員工捐贈。按照2011年胡潤慈善榜的統計,曹德旺從1983年至今的累積捐贈額高達50億元。


自小,曹德旺在外受閩商的慈善文化薰陶,在家裡,則受母親影響信佛。“佈施有三分:財施、法施、吾命施。財施是金錢,法施是用辦法幫助人家,吾命施是用自己生命去跟人家交換。”他做了財施、法施,卻並不推崇吾命施。“在不影響你的生活質量、企業發展的前提下,參與國家的財富分配調節,避免其它方面問題的產生,這是真正我個人的理想。”


“那一天晚上,巴菲特講了真話。他跟我們也是一樣的。”回憶起這一段,曹德旺臉上泛起了“如我所料”的笑容。“他剛剛開始有錢,也先幫老婆買房子、買車,接著給孩子買車,再把錢分給孩子花。後來企業越做越大,錢越來越多,給孩子也花不完了,他們兩個人開始做慈善……必須保證做出真正的慈善決定的時候,不會影響到你正在創辦、發展的事業,這是第一。第二,必須滿足你家庭生活不受影響。”


緊挨著福清高山中學新校區,曹德旺還捐助重建了一座佔地150畝的寺廟,他把原來的寺廟名“香燈寺”改成“崇恩寺”,意在崇尚感恩。


“你要意識到,大家接受你的捐助是在幫助你,這樣你就能跟他處理好關係。”曹說。1月12日,在“曹德旺曹暉2億元扶貧善款項目總結暨表彰大會”上,面對臺下近百位來自西南五省區市的受益農民,65歲的億萬富翁曹德旺深深鞠了一躬。“我是窮人出身,我知道什麼是窮。”


“我在創業期間,如果沒有員工對我的支持幫助,沒有地方政府的認可,我就很難做起來。做企業家,做人很關鍵。人做成功了,你事情就成功了。得道者多助。”


在剛動念頭做基金會時,曹德旺曾經猛烈的抨擊過“諾而不捐如同欺詐”,但親身體會到做慈善之艱難後,他開始變得寬容。他說起陳光標,“他雖然做的沒有說的那麼多,可是一半有沒有?1/3有沒有?他做了慈善,就是美”。


“為什麼我很坦然地接受你們的懷疑,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也經歷過(這種心態)。”曹德旺記得,自己貧苦時,也見到很多從南洋、日本回來的華僑為家鄉捐錢行善,他當時很不理解:為什麼他那麼多錢拿去捐呢?多可惜啊!他是不是真的捐了那麼多錢?“但是一路走過來,到了你錢很多的時候,就會悟透了,一個人自己的消費是非常有限的。我做這件事情也是想實實在在告訴中國人:不要拿錢太多了,錢多了也沒有用,眼睛一閉全部沒有了,那不是你的。”


曹德旺重養生,每天晚上9點之後,家人跟員工都不再打擾他。“晚上睡覺之前,先回顧一下我早上起床開始一天做的事情,我今天見過誰,和誰講完一句話後他什麼反應,哪一句是不應該講的,為什麼不應該講……這樣下來,以後我再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場合,一句話應不應該講,就清楚了,這樣我就能不斷的提升。”


“你們不覺得我今年苗條了很多嗎?錢捐掉了,沒有錢買東西,少吃了就瘦了。”玩冷幽默的時候,曹德旺仍是一副不動聲色、慢條斯理的神態。聊起一些不知感恩的受助者,他終於也有點計較的事:“他不知道我們為了幫助他們,自己也要節約。如果自己不去很節約的話,我哪裡那麼多錢幫助你。”


這句話,他沒有坐在自己花6000萬元打造的3000平米豪宅裡說。這座豪宅的酒窖裡,藏著曹德旺自己或託人從各地尋來的珍貴紅酒與茅臺。但在他看來,這是一種節約效應:福耀玻璃的重要客戶接待,他都是請到自己家裡,讓自己的廚師獻藝招待。“又省了福耀的招待費,又讓客人享用了家宴,是一種十分體面的待客之道。”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虎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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