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一個孩子受傷害,是成年人的“開學第一課”

新京報書評週刊2019-09-11 10:43:20

在校學生之間的暴力、欺凌事件雖是極少數,卻是最受關注的校園話題之一,時不時引起討論。開學季,如何直面並去克服這一難題也應是“開學第一課”的題中之義。


校園欺凌的常見場景。圖片來自電影《和諧課程》(Уроки гармонии 2013)。


當然,在國內外,學校針對學校暴力、欺凌都習慣性採取一些這樣的措施,比如通過“揪出”奇裝異服、不聽話的“壞學生”,實施特殊管理。只是,這樣能防患於未然嗎?而那些身體暴力之外的語言暴力、冷暴力、被奚落等精神暴力,則就如近期走紅的“天天小朋友解說校園暴力”視頻中小朋友的批評,家長往往不把精神暴力當回事。


網絡視頻“天天小朋友解說校園暴力”畫面。


除此外,長期以來,我們往往是預防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成為受害者。背後的假設是,校園暴力、欺凌是“壞孩子”才做的,只要我們或身邊的同學是善良的,就不會加入其中。這一人性假設是否能站得住腳?


在美國,校園暴力和欺凌同樣一直是難題。社會心理學家、學術暢銷書《社會性動物》作者埃利奧特·阿倫森關注群體環境對一個人的行為影響,而在他的《不讓一個孩子受傷害》一書中也將他長年關注的校園暴力、欺凌問題置於這一框架之下。書評君從他的論述中摘編出三個我們關於校園暴力、欺凌的認識謬誤,質疑“揪出壞學生,防患於未然”、“ 我們是好人不會犯事”和“精神暴力沒什麼大不了”及其背後的人性假設。


原文作者 | (美)埃利奧特·阿倫森


《不讓一個孩子受傷害》
作者:(美)埃利奧特·阿倫森
譯者: 顧彬彬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8月
(點擊書封可購買)


謬論一
讓“正常”學生指出“奇怪”的學生,
就能防患於未然


在校園欺凌或暴力的處理上,一些表面合理的干預極有可能會導致不好的或甚至是災難性的後果,這取決於學校裡究竟發生了什麼。讓我舉個讓你們信服的例子。


在哥倫拜恩悲劇(指1999年在美國發生的校園槍擊事件)發生後幾天,我那16歲的孫子從高中放學回家,說:“您猜怎麼著?校長髮出通知,要我們將那些著裝怪異、行為詭異、不合群的或被大家冷落的人報告給他們。”

短片《老男孩》(2010)裡的“怪學生”。

乍看起來,這似乎是一項合理的行動方針:當局不過是想將那些符合哥倫拜恩槍手形象的孩子識別出來——即那些精神有些失常的或可能惹麻煩的孩子,那些不受歡迎或被其他學生孤立的孩子,那些穿著黑色軍用防水上衣或其他奇怪裝束的孩子。這樣當局就可以留意他們,給他們提供特殊輔導,或採取其他措施。


但我猜想,校長的手電筒照在了錯誤的地方。


原因如下:以我對課堂的研究,我發現大多數學校的社會氛圍是競爭的、小集團的、排斥的。我訪談的大部分學生對同學中普遍存在的奚落和排斥的氛圍感到極大的痛苦,這讓高中生活非常不愉快。


而對許多人來講,比不愉快還要糟糕——他們將之描述為活地獄,這些人處在小群體之外,感覺不安全、不受歡迎、被羞辱、被捉弄。


通過讓“正常”學生指出“奇怪”的學生,我孫子的高中校長無意識地將那個已經很壞的環境變得更壞了,他暗中制裁了那些被嫌棄和受排擠的學生,這些學生唯一的罪過就是不受歡迎。他這樣做,就將這部分不受歡迎的學生的生活推向了深淵。


越來越明顯的是,有大量的學校行政人員都想要採取這一行動路徑。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這種干預表面上似乎合理又無害。

而且,從官僚角度看,這也是一種自私的反應。因為,如果在哥倫拜恩慘案之後,我孫子的校長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而他的學校隨後卻發生了槍擊,他就會惹上大麻煩。


但如果他曾試圖找出那些“怪異的孤僻的”傢伙來,那麼即便發生了槍擊案,也不會再有人找他的麻煩了——儘管他的行為可能使局勢更緊張,進而導致了槍擊案。

正因為如此,學校當局才想要做點什麼——這點什麼能使他們看起來對這個問題並不是不想處理。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方案。


我們渴望行動。如果我們的學校發生了危險,我們就要處理——儘快地處理。我們不願意等待科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們集中起來研究,以求得更好的結果。


延伸閱讀
《校園暴力控制研究》
編著:姚建龍 等
版本: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12月


事實上,科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們在這些問題上已經認真研究多年。我們發現並驗證了多種轉變學校氛圍的方式,將學校從一個高度競爭、小集團密佈、充滿排擠的地方——如果你站在錯誤的一方,穿錯了衣服,太矮或太胖,太高或太瘦,或就是和別人“合不來”,你就會被有意地迴避——轉變為讓學生們學會相互欣賞、體驗共情、同情以及相互尊重的地方。


那些在學校欺凌自己同學的學生都經受過被排擠、被輕慢、被嘲弄的強大壓力,毫無疑問,他們的行為既是病態的,也是不可饒恕的。他們行為只是一座巨大冰山的病態之旅。普遍的排擠風氣意味著有大量學生在初中和高中過得很悲慘。


我們的國家和學校需要創建一種不讓任何一個人生恨的氛圍。教師和家長可以不以犧牲學生應學的基本學術課程為代價,就將學校變成一個更人道、更具同情心的地方。學習生物、文學和微積分與學習重要的人類價值並不相悖。相反,正如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差不多一個世紀前指出的那樣,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個人會增進另一個人。


謬論二
作惡者是壞人、怪人,
只要是好人就不會犯事


有兩個現象體現了人性中重要的方面:作為人類,我們深受所處社會環境的影響,但我們都低估了社會環境對我們周圍人行為的影響力。讓我從歷史中舉兩個可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瓊斯鎮慘案(The Massacre at Jonestown)。1978年,當傳教士吉姆·瓊斯(Jim Jones)發出警報時,幾乎所有圭亞那人民聖殿教的教徒都聚集到了他跟前。瓊斯知道,在這一天凌晨,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心腹已經將幾個國會調查團的人殺死了,瓊斯鎮的“聖潔”和與世隔絕很快就會遭到侵犯。瓊斯宣稱,與其屈服於這種侵犯,不如所有的信徒集體自盡。父母將致命的毒藥餵給自己的孩子,他們自己也喝下,然後躺倒,手挽手,等待死亡。那一天有900多人死亡。


美國《人物》雜誌1997年關於“天堂之門集體自殺”的報道封面。


天堂之門集體自殺(The Heaven’s Gate Suicides)。1997年,在加利福尼亞聖塔菲農莊的豪華建築裡,警方發現有39人死亡,系集體自殺。邪教徒們欣然赴死,非常平靜——根本沒把這當作自殺。他們確信,緊隨著彗星而來的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飛船,其任務是將他們帶到一個新的來世。為了搭上這艘宇宙飛船,他們首先要擺脫目前裝載他們的“容器”。就是說,他們需要通過結束生命來離開自己的肉身。


我問你們一個嚴肅的問題:這些信徒都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你就會有一個現成的答案:幾乎所有被我們問到這個問題的人都會快速地下一個這樣的結論,即這些人的人格一定出了問題——他們不同尋常地易於被控制,有著不同尋常的薄弱意志,易受影響。也許他們瘋了,畢竟誰會結束自己的性命或殺害自己的親身骨肉呢?


這個結論也許是對的,然而現在沒辦法驗證了。但說單單瓊斯鎮一下子就有900多人都那麼極度脆弱、易於控制或精神失常;或說“天堂之門”的39名教徒中的每一個(沒有一個不順從)都如上所述,我是很難接受的。

我寧願相信這樣一條經驗法則,我稱其為阿倫森第一定律(Aronson’s First Law):行瘋狂之事者未必是瘋子。有時,社會環境太有影響力,以至於絕大多數如你我般普通而正常的人會有奇怪的舉動。


正如我所說,當我們處理類似瓊斯鎮和“天堂之門”的集體自殺事件時,絕不可能一開始就篤定這些人都很正常。


社會心理學家做了很多實驗,試圖通過科學地控制條件抓住複雜事件的本質,這樣我們就能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在這一領域,阿倫森第一定律最具戲劇性的一個例子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所做的關於服從的一系列經典實驗。


紀錄片《米爾格拉姆實驗》(The Milgram Experiment 2009)畫面。


米爾格拉姆實驗基本方法之一是:招聘40名來自不同職業的市民,參加一項名為“懲罰對學生學習影響”的研究。

他們充當“教師”,在實驗者的指令下,當“學生”在學習中出現錯誤時,對“學生”施加強度和痛苦程度不斷增加的電擊——“學生”並沒有真的被綁上電線,但“教師”卻非常確信隔壁屋子裡的學習者被他操作的電擊發生器電到了——儘管學生以各種形式反抗,有26名受試者在實驗者的命令下,堅持到最後,對“學生”施加了最強程度的電擊。


延伸閱讀:米爾格拉姆心理實驗
《對權威的服從》
作者:(美)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譯者:趙萍萍 王利群
版本:新華出版社 2015年10月


這些實驗完美地展示了社會環境的巨大影響力。我們大部分人都傾向於通過給行為人貼上“瘋子”、“嗜虐”等這樣的標籤來解釋令人不快的行為,這樣,就將那個人從我們這些“好人”中排除了出去。用這種方式,我們不需要擔憂令人不快的行為,因為它跟我們這些“好人”無關。


而這類觀點之所以是有問題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個。


首先,它會使我們對自己抵抗消極環境壓力的能力過度自信。如果我們相信所有令人反感的行為都是由惡人所為,那麼它就會引出這樣的判斷,即我和我的朋友不可能被激怒去做任何壞事。


其次,這種解釋就像是煙霧彈,將我們的注意從嘗試獲得對人類複雜行為的理解中轉移開來。僅僅用脆弱或邪惡來解釋特殊的作惡者,我們就會忽視環境這一相關因素。然而,理解不同社會環境是如何導致不同的結果卻又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找到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合理方法。


謬論三
兒童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
就要學會忍受


許多學校實施了對武器、毒品甚至是打架的零容忍政策。在我看來,學校對減少或消除欺凌、嘲諷和攻擊行為應採取同樣嚴厲的舉措。


以“校園暴力”為題材的電影《斷魂槍聲》(Bang, Bang, You're Dead 2002)中的臺詞。


我很驚訝,我們竟然容許孩子成為口頭暴力的受害者,而成人都不會允許這些口頭暴力在自己的工作場合發生。事實上,在許多情況下,成人如果遭受了這樣的攻擊,不僅會對施害者提起訴訟,還會對允許這種不能容忍的工作環境存在的僱主提起訴訟。


為什麼成人的工作環境與青少年的學習環境,在所能容忍的事上會有這樣的區別呢?我猜是,公眾默認嘲笑和欺凌是成長的一部分,是兒童和青少年必須學會忍受和應對的發展挑戰。


但欺凌的後果卻是非常嚴重的。許多成人(包括我在內)都遭受過在學校被欺負的情感創傷。我雖然能從這種經歷中走出來,但在當時,欺凌卻讓我很受傷,即使50年過去了依然刻骨銘心。我當然不希望我的孫輩也經歷這樣的壓力。


我禁不住想,學校在預防這類環境上還可以多做些。研究發現欺凌者的結局往往比受欺凌者更糟糕。隨著時間的推移,欺凌者會變得更加滿懷惡意,朋友們長大後也不再支持和崇拜他們了,他們還會不時陷入很大的麻煩中。


一項研究發現,到24歲的時候,那些在小學就欺負人的男孩子們有三分之二會犯至少一項重罪。在初中欺凌別人的男孩子們中有三分之一會犯下三種及以上的罪案,常常是暴力犯罪並且已經坐過牢。所以,如果在學校中允許學生欺負別人,就類似於訓練這些攻擊性強的孩子走向犯罪。


在北歐電影《校園規則》(Ondskan 2003)中,主人公艾裡克逃學翹課打架生事,而轉校性格變軟後,卻反而又成為校園混混們的欺負對象。


但我們可以改變這一切。調查和制止欺凌行為的引人注目的努力幾乎遍及挪威全國。它始於挪威政府對3名年輕的欺凌受害者自殺事件的關注。


一個叫亨利的孩子,在平常,同班同學都叫他“蟲子”,折斷他的鉛筆,將他的書本扔到地上,在他回答問題的時候嘲笑他。最終有一天,幾個男生把他拉到廁所,把他的臉摁在小便池裡。


那天放學後他企圖自殺。當他的家長髮現他的時候,他已經失去了意識,這時他們才知道他受到了虐待。應政府邀請,心理學家丹·奧維斯(Dan Olweus)調查了挪威9萬名學生。奧維斯得出的結論是,欺凌很嚴重,並且存在面很廣。在一些學校中,大約有17%的學生報告不斷受到欺凌者的侵擾。

他還發現,教師和家長几乎不知道所發生的欺凌事件,而且即便他們知道,他們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


挪威政府發起了一項三個層面的運動,以改變每所學校滋生欺凌者和受害者的社會動態。


首先,舉行全社區範圍的會議宣講欺凌問題,分發給家長小冊子,詳細描述受害者的症狀。對教師進行鍼對性的培訓,從而使教師可以識別和處理欺凌問題。給學生觀看錄像帶,以喚起學生對欺凌受害者的共情和關心。


在第二個層面,由班級討論預防欺凌的方法以及與被孤立的和孤獨的學生交朋友的方法。由教師組織小組合作學習,經常調換座位以阻止叫綽號及其他會惡化為欺凌的攻擊行為。由校長保證餐廳、廁所和操場等場所受到足夠的監管。


如果在這些預防措施之下還會發生欺凌的話,那麼就要採取第三類措施。對欺凌者及其父母進行密集的諮詢治療,有時還需要將欺凌者轉到其他班級或學校,同時還要幫助被欺凌者提高社交技能和學術能力。


在這場行動開始20個月之後,奧維斯發現欺凌發生率全面下降,降幅達50%,每個年級的狀況都得到了顯著改善。他總結說:“今後,以未發現為藉口對學校中的欺凌問題不採取行動已經不可能了——一切都歸結於成人的意願和參與度。”



本文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整合自《不讓一個孩子受傷害》。整合有刪節,“謬論”由編者根據原文作者的論述整理。整合:羅東;編輯:西西。校對:翟永軍。題圖素材來自電影《和諧課程》(Уроки гармонии 2013)。未經出版方或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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