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李天綱:江南文化與歐洲世界

東方歷史評論2019-09-11 12:36:26

講者:李天綱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歐洲已在江南:早期全球化


“江南文化”最近很多人講,選大家沒有講過的,就想到了“江南文化與歐洲世界”。其實也講過,學術圈不少討論會在談這個事情,不論在上海、北京、廣州、澳門、德國、意大利。學者埋頭做研究,外界也有自己的話題。輿論是輿論,學術管學術,兩不相犯,但是兩者都不能太違背。學者掌握的文獻資料和研究結論,跟外界媒體、影視節目的宣傳,可以有點落差,有點時間差,但兩者總歸要統一起來,而且應該統一在學術研究上。


現在把“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並列,兩者之間似乎有著某種差別。一般都講“海派”是鴉片戰爭以後才發展起來的,所謂“海納百川”,國際化,全球化,向世界開放,這完全正確。講“海派”是一種大都市精神,Metropolitan spirit,有一個暗指的意向,似乎是說清時期的“江南文化”是傳統的,是地方的,是屬於中國,意思和外國不搭界,都是自己的。我們好幾個研究群體都覺得這樣說不對勁,需要糾正,全球化早就開始,歐洲已經在明清到達江南。比如,今年6月份在鹿特丹大學開會,我們就是把江南文化和萊茵河文化做比較,發現很多經濟、政治、文化問題都連在一起。歐洲在十七世紀已經來到中國,你不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這不改變江南已經是全球世界一部分的事實。明、清時期的江南文化並不僅僅就是傳統的、本土的,它也是全球的。江南早就進入歐洲,有些事實和結論,即使在學術界也還沒有被認識到。這裡想和大家分享,和讀者、聽眾等一般人士討論,反過來也敦促學者解決這些問題,一起來澄清一些困惑和疑問。


明朝萬曆年間上海已經達到繁榮的高峰,是登峰造極的江南文化,這個狀況可以看卜正民教授寫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2004,三聯書店)。萬曆年間松江府的繁華和1930年代上海的“黃金時代”是江南社會發展的兩個高峰。萬曆年間,江南從海上和韓國、日本、東南亞這些民族都聯繫在一起,“倭寇”大家都知道。但是,和“大西洋”、“泰西”的歐洲有沒有關係呢?有的,今天就是來講這個問題。


上海確實是近代才崛起的國際大都市,“五口通商”後,1843年11月17日開埠,英國、美國、法國商船第一天就衝進來,急吼吼地從舟山群島起錨,拋在十六鋪。很多人從此講“上海(原來)是個小漁村”,鴉片戰爭以後,才開始通商、傳教,傳教士進來傳教,商人來做貿易,才開埠發展成大都市,成為一個“大上海”。我一直在糾正這個錯誤觀念,1991年就提出上海“以港興市700年”(收《文化上海》),早已不是一個小漁村。你說香港是小漁村,人家也不開心,但是還必須接受,因為鴉片戰爭以前港島只有赤柱一帶住有3000居民。上海在鴉片戰爭以前是“南吳壯縣”,人口幾十萬,十六鋪一帶早已“五方雜處”,決不是一個小漁村,而是大碼頭。過去殖民者說上海原來是小漁村,是誇耀他們的功績;今天外界貶稱上海漁村,是打壓自信心。作為新、老上海人,不自大驕傲,不妄自菲薄,但不能接受沒有事實的說法。上海不是小漁村,上海歷史博物館藏一幅“丹鳳樓下”畫卷,萬檣林立的景緻。一季有幾千條船從福建、廣東、東南亞進到黃浦江,“南貨”中夾帶著很多“西洋貨”,怎麼就是小漁村?


上海和歐洲的關係早就開始了,涉及到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徐光啟。有一幅《利徐談道圖》,徐彙區土山灣博物館藏版本,畫中的徐光啟是一位了不起的上海人。徐光啟(1562-1633)邊上是利瑪竇(Mateo Ricci, 1553-1610)意大利人,老家在馬切拉塔。利瑪竇在1598年到達了南京,他是馬可波羅以後再一次發現江南的人。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描寫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那是歐洲人初識江南。300年之後,終於有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瑪竇進到南京,看到了蘇、杭以外另一個江南大都市。利瑪竇是1582年到澳門,1583年到肇慶,1589年到韶州,這些地方地理上叫做“嶺南”、“華南”。1595年,利瑪竇住到了江西南昌,算是到了江南的邊緣。說到江西,順便說一說我們今天怎樣來劃定“江南”。江西,是唐朝的江南西道,廣義上屬於“江南”。顧炎武《日知錄》說“(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西爾。”但是,明、清人所稱的“江南”意義有變化,主要指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東道,是狹義江南。明、清實行兩都制,南京附近劃為南直隸,又稱江南行省,包括民國後分開的安徽、江蘇全省。最狹義的“江南”又排除了蘇、皖兩省的江北部分,倒是把浙江北部幾個州、府包括進來,這樣就形成了同屬環太湖平原(長江三角洲為核心)的蘇、鬆、太、常、鎮、寧、杭、嘉、湖、寧、紹的“江南”。這一地區在地理、交通、語言、產業、祭祀、習俗和文化上一體化,跨行政區劃,可以說是一個“文化江南”。


《利徐談道圖》


利瑪竇1598年到南京,這事件具有歷史意義。歐洲文化進入了江南,在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區開始活動。我們說“歐洲”,不說“西方”,當時美國、加拿大、澳洲,北美、南美的文化還沒有成型,“西方”還沒有出現。印度、東南亞、阿拉伯的文化夾在中國和歐洲之間,自元朝崛起以後不再影響中國,佛教、伊斯蘭教作為文明交流的媒介已經中斷。歐洲人跨越大洋,“梯山航海”地越過橫亙在歐亞大陸上的奧斯曼土耳其,跨過所有的王國、部落、村鎮……,來尋找中華、日本和東方。利瑪竇把歐洲帶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歐洲”直接交往的關係,這就是《利徐談道圖》的意義。一邊利瑪竇,一邊徐光啟。徐光啟戴烏紗帽,他是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利瑪竇穿儒服,一般的儒生不能穿綢緞,布料只能用棉布,或者葛布,一般叫布衣。利瑪竇humble,不敢穿絲綢,江南有錢商人僭越禮制,綾羅綢緞,還坐轎子,他看得驚訝,記在日記中。


2


從西洋名字說起:利徐談道的意義


利瑪竇客氣,徐光啟禮貌。利瑪竇起了中文姓名,用字“西泰”。徐光啟也對應地起了一個歐洲名字“Paul”(保祿)。今天華人也有兩個名字的,一箇中式,家裡父母叫;一個西式,公司同事叫,這個風氣是從徐光啟開始的。有些人批評說中國人起洋名字是崇洋媚外,我說這個是弱者心態。徐光啟是朝廷一品,怎麼會媚外?崇洋有的,媚外沒有。起個歐洲名字,一是禮貌,和洋人漢名對等;二是新鮮,稱呼起來有一種異域(exotic)風情;三是親切,互叫小名拉近雙方關係。我們知道,異文化的對話,文明之間的交流,禮貌、好奇和親切的態度都是必要的,徐光啟代表了江南文化中溫和、文雅、寬容的性格。


在明末的江南地區,好多人都有歐洲名字。徐光啟兒子徐驥是雅各伯,孫女叫甘第大。不光徐光啟家族,李之藻(1565-1630),杭州人,進士,工部主事,也是個京官。他叫Leo,翻譯成“涼庵”,非常巧妙,讀起來就是Leo,不露痕跡。很多外國朋友起中文名字,也是不露痕跡,我在復旦本科時有個美國人同屋,起名“孟大為”(David M.),看不出是老外的名字。大為每週去豫園,找書法家徐伯清練小楷,比我們班級大多數人更愛上海,更喜歡江南。另外一個叫楊廷筠(1557-1627),也是杭州人,歐洲名字叫Michael,翻譯成中文是“彌格爾”、“彌格子”。他招待歐洲人,還捐出了一塊土地作墓地,在西湖西北方向的大方井,安葬了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15個歐洲人,有意大利人、法國人、德國人。現在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大家到杭州玩,應該去看看。還有一個嘉定人孫元化(1581-1632),也是上海很重要的人物,在嘉定城中有一大片房子,是徐光啟的學生,名字叫Ignacio。按上海話讀拉丁文,就叫“依納爵”。上海的徐匯中學(1851)原來叫依納爵公學,改名徐匯公學,也是Ignacio。徐家彙大教堂也叫依納爵主教堂,1905年建的。


從這些洋名字看,明末江南地區已經開了風氣,“西學”流行起來,歐洲的天文、地理、曆法、數學、農業、水利、造炮、練兵,包括音樂、繪畫、文學等知識都有人研究,都有著作留下來,最著名的就是利瑪竇、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全國只有在江南地區,在這一個群體中形成了風氣,翻譯、研究和出版歐洲人著作。所以,我們說歐洲文化進入中國的時候,最早是在江南紮根的,這個結論是沒有問題的。


利瑪竇、徐光啟譯《幾何原本》


和馬可波羅提到的江南一樣,利瑪竇也發現,整個中國文風最盛的地方是江南。江南富裕,文人多,喜歡讀書,對知識最為渴求。《坤輿萬國全圖》是利瑪竇帶來的,李之藻看見了就出錢翻譯、改編、印製,這是第一份中文的世界地圖,中國人知道海外還有歐洲、非洲、美洲,世界並不是“天圓地方”,而是“地圓說”。江南人看到一個新世界,所有人都很興奮,影響非常大。歐洲來到了江南,必須把自己的知識體系展現出來,相互比賽,這是良性的競爭。看《坤輿萬國全圖》,李之藻也有貢獻,他把“大明一統圖”放進去了,結果使得利瑪竇地圖在東亞的部分,包括日本、朝鮮、越南、東南亞,一大片地方就完全了。按李約瑟的說法,“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地圖整體上更正確,明朝地圖只是局部準確,有“計裡畫方”的比例概念。換一句話說,十六世紀歐洲人的大局觀對頭,江南人精細,但還停留在江陰徐霞客的足跡之內。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在歐洲也是剛剛完成,我在他的家鄉馬切拉塔看他讀過的世界新圖母本,是1550年代的版本。根據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的航海經驗畫的,這是人類知識的大躍進。“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以後,歐洲人的世界觀、宇宙觀率先突破,產生了思想革命,這一點被敏感的江南讀書人發現了,趕快學習。


五大洲、地圓說、地心說、四行說、三魂說,歐洲人把這些學說帶到中國,中國士大夫開始是懷疑的。江南讀書人有客觀的,他們不盲從,用各種各樣方法去檢驗,最後敲定了,那就承認。比如寫《天工開物》的宋應星(1587-1666)還寫了一篇《談天》,說中華人和美洲人“足行相抵,天體受誣,又酷於宣夜與周脾矣。”這位江西人懷疑“西學”。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江南人經過仔細驗證,就不懷疑了。楊廷筠寫了一本書,他說你先不要懷疑,我幫你懷疑,把所有疑惑提出來,一一答覆,所以書名為《代疑編》。疑惑心需要解答之外,還有自尊心需要照顧,利瑪竇說中國人知識豐富,一般看不起外國人,很是驕傲。給他們看地圖,還要顧全他們的面子,我把中國放在中央。歐洲地圖的中心點在意大利,是“歐洲中心”,那麼《坤輿萬國全圖》就是“中國中心”了。把中國轉到中心來,需要花精力重新繪製,確實是顧全了中國人的面子。利瑪竇的謙遜和勤奮,換來了江南人的慚愧和寬容,歐洲最新的自然、地理、天文、人文知識都傳播到江南。江南士大夫思想在明末有很大改變,“西學”起了重要作用。


《坤輿萬國全圖》摹本,南京博物院藏


3


發現“江南”:杭州、南京、揚州、上海


我們看一看十七世紀的歐洲怎麼認識江南。十六世紀歐洲商人受“禁海”限制,只能蜷縮在澳門。傳教士不滿足,他們說澳門沒有讀書人,拼命要到文化核心地區江南來。這說法對廣東人有點不恭敬,但這確實是利瑪竇的感受。這個感受也是有統計的,明末清初的進士廣東人很少。直到清末康、樑的時候,廣東文風才有改觀,這是梁啟超自己說的。明清的進士、舉人大概三分之二都出在江南,北方也很少。北京的考試叫順天鄉試,一大半還是江南人佔籍去考,是高考移民。全國最大的考場在南京應天府,叫“江南鄉試”。這樣,利瑪竇一進南京,就發現了異常發達的江南文化。利瑪竇腦子裡一定有一個馬可波羅,因為他總是把馬可波羅描述的江南,與他的所見所聞作對應的介紹。歐洲人把歐洲帶到中國,同時還把江南帶到歐洲去,“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是一個雙向的文化傳播。可惜的是,歐洲人來的多,中國人去的少。明清時期,歐洲人到江南來了數百個,江南只出去過幾個人。中國人裹足不前,交流主要是歐洲人在做,這是很尷尬的事情。


歐洲人從十七世紀開始,詳細瞭解了江南,上海、南京、蘇州、杭州,這些都慢慢的介紹到歐洲去。江南,江之南,首先跟長江有關係。我查到關於長江的翻譯最早是1618年的時候,出現在當年的耶穌會年報告。長江,當時叫“江”、“大江”,當時的翻譯是“揚子江”(Yamcukiam)。揚子江,得名於揚子鎮,是長江下游揚州附近的一個地名,結果就變成了整個長江的名字,現在的英文還是Yangtze River。關於“揚子江”的解釋,說是“海洋之子”,這是個錯誤,大約他們聽信的傳言,不是揚州的揚,而是大洋的洋,變成了“洋子江”。這個翻譯到1639年由《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5)用拉丁文公佈,出版以後“長江”和“江南”在歐洲傳播開來。全歐洲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就已經知道中國中部有一條大江,叫揚子江。而且知道這個地方非常富裕,文化也很發達。


我們老講歐洲列強看不起中國文化,欺負中國人,其實完全相反。歐洲人後來看不起清朝政府是真的,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卻從來沒有輕視。鴉片戰爭之前,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對中國佩服得五體投地。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在《路易十四時代》中說:“當高盧、日耳曼、英吉利以及整個北歐沉淪於最野蠻的偶像崇拜之中時,龐大的中華帝國的政府各部門正培養良俗美德,制定法律,只承認一個上帝。”對中華文明大加讚美,如“歷史悠久”、“禮儀之邦”、“魚米之鄉”都是從利瑪竇開始的,他描寫的江南,說:“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的國度,因為在遠東除中國外,沒有任何地方那麼富饒。那個國度的居民無論貧富都穿著絲綢,而且還大量出口到世界最遙遠的地方。”(《利瑪竇中國札記》)為什麼這麼喜歡講絲綢?因為歐洲人把中國絲綢看成性感、神奇之物,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羅馬帝國衰亡史》考證說査士丁尼(Justinian, 483-565)時代,一磅絲綢在羅馬曾賣到12英兩黃金。這種瘋狂的奢靡之風,最終導致了帝國的滅亡。難怪利瑪竇在南京看到商人、百姓僭越規定,穿著綾羅綢緞,會那麼樣子吃驚!


明朝最重要的江南城市是南京,利瑪竇以前西班牙人門多薩寫《大中華帝國史》(1585)已經從福建人口中知道了“南京”,他沒有到過江南,便按照福建人的發音,翻譯成“Lankin”。福建人H和F不分,讀福建如胡建;L跟N也不分,南京讀成“藍京”。這個詞被利瑪竇糾正過來了,這個很重要。因為國際市場上當時流行一種布匹叫做“藍京布”(Lankin)。以前學者搞不懂藍京布,又有說是“藍青布”,其實就是南京布。上海在松江府、江南省裡面是最大的棉布出產地。經濟史學家統計,全國80%的棉布是松江府出產的。有一句話說是松江府“衣被天下”,松江布大宗是上海布。上海布在南京向全國各地和日本、朝鮮、東南亞市場銷售,最遠至印度。福建人叫做藍青布,進到江南的歐洲人糾正說是南京布。上海、江南就這樣和小西洋、大西洋連接起來了。


明代松江地區紡織的棉布


歐洲人進到南京城,都被它的壯麗輝煌吸引。還是拿《利瑪竇中國札記》作例子。他們說南京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這座都城叫‘南京’(Nankin),但葡萄牙人是從福建人那裡知道這座神奇城市的名字,所以把該城叫做Lankin,因為該省人總把N讀成L。”南京“到處都是殿、廟、塔、橋,歐洲確實沒有超過它們的類似建築。”“這裡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1600年利瑪竇去了北京,發現北京不比南京。利瑪竇在南京遇到了一個特殊時期,萬曆年間“王學”流行,南京、蘇州、杭州、松江、上海,士大夫結社、雅集、講學,非常熱鬧,江南人人都講哲學。歐洲剛剛經歷了“文藝復興”,人人崇尚文化,隨之對江南的好學風氣很佩服。


在歐洲人眼中,南京是一座和古羅馬同等的城市,它的城牆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象。1816年,英國德庇時爵士(Sir George Ritche, 1795-1890)隨阿美士德勳爵使團遊歷中國,在他的《中國聞見錄》(Sketches of China)中寫道:“南京實在太像是一個現代的羅馬,儘管它的城牆更高,也更長,大約綿延了20英里。”明代南京有一百萬人口,超過古羅馬。十七世紀歐洲最大城市巴黎人口只有十多萬,確實不能比。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把幾乎所有的城牆都拆掉了,上海拆了,北京拆了,西安保留著。南京保留三分之二,基本上還看得出一個樣子。當時歐洲人跑到南京,都要到城牆上轉一圈。兩隊人騎馬,背向而行,信馬由繮,如果是閒庭信步的話,大半天才能會合,南京城牆之大確實超過古羅馬。


宋、元、明、清江南城市發展的時候,正好是歐洲中世紀的衰敗期,中國城市的規模和繁榮很容易勝出。歐洲人看江南城市,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代表,杭州、南京、揚州、上海,提供幾本書和大家總結一下。第一本書就是《馬可波羅遊記》,它認為江南和中國最好的城市是杭州(“行在”)。《馬可波羅遊記》對其他城市輕描淡寫,一到蘇州、杭州,就濃彩重筆,說人人綾羅綢緞,天天澡堂洗澡,反襯的是中世紀歐洲人不洗澡。當代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 1921-2018)寫過一本《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就是順著馬可波羅的行蹤,對臨安的繁華竭盡描寫之能事。城內有兩、三百家澡堂,幾千座古橋,到處都是河道、湖泊,江南水鄉,小橋流水,就像威尼斯一樣。就憑這些留在歐洲的印象,1980年代蘇州就去找威尼斯做“姐妹城市”。後來蘇州的河道都填了、幹了,唐振常先生對蘇州人開玩笑說,你們不就成了乾姐姐嗎?真可惜,現在的蘇、杭不復江南意象了。


在江南,元代最好的城市是杭州,明代是南京,清代是揚州,近代就是上海。《馬可波羅遊記》寫了杭州,《利瑪竇中國札記》記了南京。清朝因為鹽業生產和運河運輸,揚州的商業崛起了,被認為是江南和中國城市最好的城市。對揚州和大運河的著力描寫,出現在《馬嘎爾尼使團報告》中。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遣馬嘎爾尼使團訪問北京,他們沿運河南下,“揚州畫舫”被記錄在報告中。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駐蹕揚州,竭盡奢華。揚州雖然在江北,但在滿洲人眼中卻代表了江南繁榮。鴉片戰爭以後,代表江南的城市自然就是上海了。1850年代以後,江浙的財富、人才、產業和交通都輻輳到上海,上海為江南城市的引領。要理解江南城市這次轉移過程,推薦另一本書,不是遊記,而是學者專著,是美國地理學家羅茲·墨菲寫的《上海:進入中國的鑰匙》(1953)。這是我研究上海史的入門書,他試圖說清楚上海和江南的關係,引發思考。


上海是一個通往西方的城市,也是一個從江南而來的城市。過去的中國近代史作者,都講上海是“十里洋場”,是殖民地,無非就是羨慕嫉妒恨吧。這種貶抑的說法,是想輕視上海是一個沒有根基的“小漁村”,全靠殖民統治才興起。我認為這樣外在地批判上海的“西方化”很成問題,上海在鴉片戰爭前已是一個古今中外複合的城市。因為徐光啟,上海在明清時融入了“西學”傳統。同時,西方資源之外,江南城市給上海提供的資源異乎尋常。不是說“江南”比“西方”對上海更重要,而是說比較東南沿海其他“開埠”城市沒有獲得江南的多方支撐,上海獨佔鰲頭,超過了其他。上海附近,江蘇、浙江有二、三百個市鎮,近一點的七寶、朱家角,遠一點的南潯、烏鎮、震澤,一起烘托出近代大上海。當年張仲禮先生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1),我就寫了“在吳越文化圈”,受墨菲的啟發,加上了我的體會。


敬一堂,上海現存最早的天主教堂


旅遊江南古鎮,每每發現它們都參與了近代上海的發展,鎮上都有很多人,很多商號,很多貨物移到上海去。鄉人們又把上海各種新事物引回到鎮上來。朱家角鎮人夏瑞芳(1871-1914)在上海創辦了商務印書館(1897),本鎮人從上海搬來了郵局(1875)、發電廠(1902)。洋務干將馬建忠(1845-1900)更早,他在朱家角鎮建立了招商局碼頭,聯通傳統碼頭,一下子把長江、太湖、運河等內河航運系統現代化了。高密度的聚集和輻射,給上海造成了廣大江南腹地,一個超級的大都市,連接起江、浙地區發達的市鎮、鄉村,成為一個密集網絡,這就是上海開埠以後的江南“一體化”。這樣完整廣大的區域共同體關係,在全中國沒有第二個地方。


江南的市鎮密集,有些村莊也是非常龐大,看起來像是城市。這些市鎮、鄉村靠在一起,在中世紀歐洲人的眼光來看,就是連片的城市群,所以十七世紀《馬可波羅遊記》的插畫都把江南畫成了一個整體,插滿了房子、亭子、寶塔、橋樑。他們說江南遍地都是城市,不像我們的城市是分散的,這個當然很誇張。現在有研究提醒說,馬可波羅這個人喜歡吹牛,回國後一度被俘虜,關到牢裡,跟人講故事,把中國講得天花亂墜。


前幾年大英博物館中國部主任吳芳思寫了一本《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懷疑他在胡編,比如說他居然沒有提到萬里長城。大家考證下來覺得,不寫長城很自然,因為長城是明朝重修的。他描寫蘇、杭,儘管有些誇張,大部分還是有依據的。他講的“行在”,就是南宋首都臨安,繁榮超過大都(北京)。“行在雲者,法蘭西語猶言‘天城’,其為世界最富麗名貴之城,良非偽語。”(馮承鈞譯《馬可波羅遊記》)這裡說的“天城”,馬可波羅沒翻譯好。他把杭州說到天上去了,明朝的歐洲人糾正了這個詞,找到中文原義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400年前歐洲人對江南做了很多考證。我們看《坤輿萬國全圖》上的江南地區,長江標註為“揚子江”,江蘇為“南畿”,另有浙江。南京、杭州是江南的兩個省會,全國的一線城市。這張地圖上還沒有松江、上海、蘇州、揚州,當時它們屬於二線。圖是杭州李之藻畫的,如果是上海徐光啟執筆,松江和上海有可能會上去。前面提到的衛匡國《中國新圖》(1655),他把上海(Xanghai)加上去了,還有松江(Sungkiang)、嘉定(Kiating)、青浦(Cingpu)、金山(Chinxan)、平湖(Pinghu)等。注意,這些拉丁文拼音和今天英文註音不同,而且是松江話的發音。還有,明朝松江話、上海話不受滿洲人尖團不分的影響,發音有明顯的尖音,比如青浦的“青”,金山的“金”。方言一定要保存,不然文化就會失傳。衛匡國意大利人都學說方言,住在江南,葬在杭州,熟悉吳語,他用吳語標註《中國新圖》。他第一次把中國地圖畫全了,還畫精確了。這是第一張用了測繪技術的地圖,使用望遠鏡測量計算,還初次使用了經緯度。


衛匡國《中國新圖》中的上海周邊地區


《中國新圖》上有吳淞江(即鴉片戰爭後英國人改稱的蘇州河)和黃浦江(Hoangpu)。黃浦江明朝仍然稱“黃浦”,是“黃歇浦”的簡稱。浦,就是大河,重疊了稱呼“黃浦江”是清末的事情。看《中國新圖》,黃浦在陸家嘴以東這一段很開闊,還未正式成陸。明末招墾,開發浦東,徐光啟也響應了,派家丁張氏去墾殖,就有了浦東張家樓。我覺得吳淞江畫得有點細,吳淞口、杭州灣岸線也有點不準。金山境內的山丘標了五座,我原以為錯了,一般說“金山三島”,即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今年年初去張偃鎮訪古,亭林籍的金山教育局長蔣志明先生告訴我,確實還有兩座山。其中一座是秦山,就是刻《守山閣叢書》的金山錢氏發誓要據守的那一座小山。


明、清兩朝,歐洲人對江南土地很熟悉,一寸一寸瞭解得透徹。除了徐光啟這一群敏感的江南士大夫,大部分人連法國、英國、美國都分不清楚。有“歐洲在中國”,也有“中國在歐洲”,但是沒有中國人在歐洲,中國文化在歐洲是由耶穌會代理的。這不能怪人家“歐洲中心論”,只能怪有些人太自我。歐洲對江南文化那麼感興趣,不斷邀請,請求通商,清朝順、康、雍、乾皇帝都是斷然拒絕的,直到道光朝“洋艘”入華。近年來,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和漢堡大學亞非學院合作一個博士培養項目“歐洲在中國-中國在歐洲”,就要研究這段歷史。


鴉片戰爭發生前,歐洲瞭解中國,中國不瞭解歐洲。北京的滿大人顢頇無知,林則徐倒退到不如徐光啟。很多人不相信有五大洲,俞正燮聽西洋人說男人有二個睪丸,他偏說中國人是四睪丸。只有幾個江南士大夫還在延續“西學”,如嘉定錢大昕(1728-1804)擔任蘇州紫陽書院山長,教授歷算學;儀徵阮元(1764-1849)做官有錢,找人編《疇人傳》,給西洋科學家樹碑立傳。數學對科舉沒有用,江南好歹還有人去學,一直到海寧李善蘭(1811-1882),居然在上海開埠以後來到租界,和英國人偉力亞利(Alexander Wylier,1815-1887)一起把徐光啟沒有翻譯完的《幾何原本》後九卷給補譯了。但是,到鴉片戰爭之前,“西學”在整體上都失傳了,因為斷了歐洲的來源。


4


江南印象:深刻的洞見


很多人講西方“漢學”家浮皮潦草,對中國文化抱有偏見。我以為不是這樣,可能還是相反。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之前,歐洲對江南文化已經有深入的認識。芝加哥大學教授拉赫(Donald Lach)寫過一本《歐洲形成中的亞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1965),比九十年代左翼學者更早說到海通以後中國經濟、文化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的作用。他比較客觀,並不像“中國中心論”者那樣,為了從意識形態上貶低西方,說歐洲的中國觀都是偏見。像伏爾泰那樣的讚美,有一點誇張,但肯定不是偏見。像孟德斯鳩這樣的嚴厲剖析,你也不能說是歧視,因為他所用的史料還是充分的,藉助不少人的研究。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漢學”,包括在華耶穌會士孜孜不倦的著述,也包括歐洲在華商人的描述,還有好幾次荷蘭、英國、法國、意大利國王派出的使團來華考察後寫的報告。當時沒有照相機,使團都備有畫師,把中國的實況畫回去。所以,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圖像中看到一個甚至還比明、清山水畫更真實的江南。我編過一本《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2002,上海古籍出版社),這裡介紹幾幅。


琉璃塔(報恩寺塔)


琉璃塔:歐洲人跑到南京,發現了一座非常壯觀的寶塔。好像是今天看到了迪拜塔,驚呼為世界第八奇蹟,和亞歷山大燈塔,巴比倫空中花園,羅馬鬥獸場等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並列。第八奇蹟有很多,都是自己續貂封的,西安的兵馬俑也被稱為第八大奇蹟。這個寶塔叫報恩寺塔,因為寶塔覆蓋琉璃,民間稱“琉璃塔”,各角掛滿了銅鈴,在風中奏鳴。琉璃塔是永樂皇帝建的,據說是他用了江南那麼多的錢,還要遷都到北京,不好意思,就給江南人造一座寶塔,算是報答。這座塔九層八面,80米高,耗資250萬兩,是當時世界的超高層建築。1613年,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e de Samedo)到南京,留居三年。他用葡萄牙文寫了一本《大中國志》,後又翻譯成法文、英文等文字,說:“這是一座足以和最著名的羅馬古代建築相媲美的豪華建築。”他在中國住了45年,到過南京、北京、杭州、西安、南昌、嘉定、上海等城市,並不是一個少見多怪之人,這樣高度評價南京琉璃寶塔,不是虛言。1687年,法國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也見過這座九層巨塔。在著名的《中華現勢新志》裡說:“毫無疑問,這是整個東方地區最好的建築,最高貴的大樓。”安徒生童話中有一篇《天國花園》,寫到南京琉璃塔。舉琉璃塔這個例子,是說歐洲人瞭解的江南是很深入的,有細節的。反過來說,中國人對正在建造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完全無知,那就失衡了。琉璃塔在鴉片戰爭中受損,太平天國把它給燒了,後來又遭了幾次雷劈,遭遇比杭州雷峰塔還慘。最近南京市政府又在原址重建了。


南潯絲商


南潯絲商:這個是湖州南潯,湖州最大的鎮不是縣城,是南潯鎮。江南古鎮很神奇的,很多鎮並不是縣城,可是產業、商業、人口,甚至他的繁華程度要超過縣城。吳江的震澤鎮大過縣城,嘉定的南翔鎮也比縣城大,寶山羅店鎮、奉賢南橋鎮、青浦朱家角鎮、金山楓涇鎮,都比縣城發達。這個現象最早是費孝通先生髮現的,還真是證明江南文化遍地開花,到處繁榮的局面。南潯鎮是“湖絲”產地,明、清時期一直是世界絲綢業的中心,是全球絲綢貿易的源頭。1851年英國倫敦舉辦首屆世界博覽會,湖絲是金獎展品。一直到1930年代,上海的絲綢行業大多是湖州人開的。繅絲業、絲織業、絲綢貿易都移到上海,超過蘇州、杭州、湖州,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絲綢業中心。


江南人家


江南人家:典型的江南風景,也是歐洲人畫的。每家每戶都有碼頭,家門在前街,後門出行,備有小船,“人家盡枕河”。出生在上海的城市人,回到江南古鎮,就看到祖先的生活。按這幅江南圖景描述的,一般人家也是生活平穩,家道殷實。明、清時期,只要不是戰亂,江南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很強盛。河道交通是江南經濟、文化崛起的重要條件。我們誤以為現代化起步的條件是公路、鐵路,其實早期現代化都是從河道運輸開始的。荷蘭低地地區,倫敦泰晤士河流域,北德漢薩同盟河海體系的崛起,都是水路貿易推動的。


繅絲工場


繅絲工場:這是一個工場,中間有個水池子,這個是在繅絲,這個應該也是在湖州南潯什麼地方,就是歐洲的商人、傳教士,當時江南不開放,有機會進入長三角的歐洲人就會記錄下來,或者畫下來。當時沒有照相機,他們就是用繪畫,這種繪畫是寫實的,注重真實性。我們不能照抄薩義德“東方學”理論,說是一種“想象”和“捏造”。這些圖畫刻成了銅版畫,流行於歐洲,普及了關於江南的知識。


畫家描繪出江南形象,傳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記載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瑪竇中國札記》綜合了許多在上海生活的傳教士經歷,他們對上海的描寫很生動,也非常真實。其中有一個說法是錯的,他說萬曆年間“這個省份的這一地區(指上海)盛產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種布,據說此地織工有二十萬。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宮和其它省份。”這段話顯然就是對“衣被天下”的翻譯,這沒有錯。錯誤在“織工有二十萬”,上海一縣的織工沒那麼多。現在還不能確認是利瑪竇、金尼閣的筆誤,還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轉譯中的錯誤。最近周士良翻譯高龍槃《江南傳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8)把這個數字訂正為“織工二千餘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穌會士的數字,上海縣人口三十萬,兩萬人在織布是可能的,否則難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還有寶山、嘉定、南匯、奉賢,都是“男耕女織”。歐洲人對上海記錄得很清楚,雖有誤計,但並不是想象,更不是薩義德式的“凝視”(gaze)。


《利瑪竇中國札記》對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們說:“這裡的人,特別似乎城裡人,都非常活躍,不大穩定,頭腦聰明,出過很多學者文人,因而也出過很多大官。他們從前身居高位,現在退休後都很有錢,居住在富麗堂皇的府邸裡。”(第598頁)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傳言,“府邸”這一條是指潘允端“奇秀甲於東南”的“豫園”,不是徐光啟宅。另外,歐洲人發現上海人“頭腦聰明”卻“不大穩定”,說的應該就是“精明”、“頭子活絡”的意思,《上海縣誌》裡的說法是“民風浮華”。耶穌會士不是籠統地說“國情”,他們記錄的民俗已經下沉到縣一級,說的是對的。開埠後,英、美商人真的就發現上海人勤奮、動腦、實惠、性格溫和,不排外,還喜歡做生意。


歐洲人還發現,上海是長壽之鄉。“這裡天氣溫和,可以說明何以這裡的人要比國內別處的壽命更長些。在這裡,人們不以六十歲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過一百歲。”(第598頁)這一條觀察又是很仔細,比一般的遊記準確多了。上海人確實長壽,2019年平均預期壽命達到83.63歲了,全國第一,世界領先。長壽有很多因素,經濟發達、文化和諧、地理環境、醫療條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虛傳。還有一條觀察也是可以核實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提到上海“每年向國庫上交十五萬金錠稅款,是以同等價值的銀子繳付的。糧稅與貨幣稅相等,兩項總值為三十萬金錠。”(第598頁)這裡的中文回譯沒有做好,“糧稅和貨幣稅”,其實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縣除了上繳稻米“本色”之外,還要把另一部分的糧食稅摺合成等價的銀兩、布匹、器物上繳,稱為“折色”。這個話題,就是崑山人顧炎武(1613-1682)在《蘇鬆二府田賦之重》講到江南人不堪重賦的事情。為了掙到銀子交稅,上海人必須努力紡紗織布,販賣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5


江南特殊論:孟德斯鳩的評價


我們知道,歐洲啟蒙思想家,特別是十八世紀德國、法國的學者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極力讚美。孟德斯鳩比較冷靜、客觀,有一些值得重視的評價,我們就以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鳩寫《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嚴復翻譯成《法意》,在中國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間影響非常大。孟德斯鳩反對伏爾泰,認為對中國文化不能太讚美。他說“中國人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第313頁)這是有問題的。他分別世界上的政治體制有三種:共和、君主和專制。他劃分三種政體的時候,把“腐化、奢侈、懶惰、逸樂”(第103頁)作為專制政體的特徵,而“勤勞”、“節儉”是共和政體的特徵。根據他獲得的中國歷史“二十二個連續朝代”的研究,中國是介於君主和專制之間的政體。孟德斯鳩對中國政體評價不高,但對江南文化的評價不低,近乎是讚美。


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不但是一個政體論者,而且還是一個地理環境論者。十八世紀的時候,還沒有“民族-國家”概念,他是按“地域”來分析文化的老祖宗。其實,按地域差異來分析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並不是“地域”不正確。“後現代”學者提出那麼多的新理論,性別、階層、階級、民族、信仰、身份等等,就是很少再去深入研究地域差異,這是很奇怪的。可能正是因為“地理環境”太有道理了,天經地義,“後學”家們都要別出心裁提出反對意見,才能引起注意。《論法的精神》分析地域,比分析政體更犀利,它明確提到長三角,用的就是狹義的“江南”概念。不是比較珠三角、環渤海,他是把江南文明和另外兩個地區文明相比較。他說人類歷史上有三個地方,是突出的富裕、發達和文明區域。在古代,最發達的地區是尼羅河三角洲。在近代,是荷蘭地區的萊茵河三角洲。


十六世紀以後,低地尼德蘭地區首先發展起農業、牧業、商業、金融、手工業。荷蘭變成“海上馬車伕”,佔據南非開普敦、印尼巴達維亞,通商日本長崎,一度還佔領檯灣。一個城市國家,在全世界建立了龐大帝國,強大輝煌。為什麼荷蘭人有此成就?孟德斯鳩提出的原因是說這地方的人勤勞、節儉,不奢侈,還有新教的信仰純潔。荷蘭農田、牧場都低於海平面3、4米,他們用大風車抽乾溼地,三角洲民族的開墾精神是多麼的了不起。馬克斯·韋伯順著孟德斯鳩,說人民的節儉、勤奮,來源於“神召”,是一種“新教精神”,首先產生了資本主義倫理。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鳩對江南的評價更高,他講尼羅河三角洲是古代繁榮,荷蘭低地是近代繁榮,只有一個地方,它是從古代到今天一直繁榮,這就是長江三角洲的吳越文明。江南文化,從古至今,從吳越到明清是延續性繁榮,這是孟德斯鳩一個發現。


江南文明為什麼有長期延續性?因為江南人勤勞、努力,尊重理性,結果他們在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下面,還能有出色的成果。“有的地方需要人類的勤勞才可以居住,並且需要同樣的勤勞才得以生存。這類國家需要寬和的政體,主要有三個地方屬於這一類的,這就是中國的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美麗的省份、埃及和荷蘭。”(第282頁)把江南和尼羅河三角洲、荷蘭低地相比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斷。孟德斯鳩注意到馬可波羅、利瑪竇、衛匡國等人對江南的著力描寫,他就敏感地加以分析。他說江南人勤勞、節儉,不奢侈是有道理的。江南種水稻,水作比旱作艱苦得多,要灌水、排水、耕地、插秧、捉蟲、收割,據說種水稻要比麥子多十幾道程序。還有,江南的土地大部分是“圩田”,和荷蘭人從水裡開墾土地一樣,都是從長江邊上,太湖周圍,還有泥濘海灘裡圍墾出來的。江南人固然因富裕而文雅、文弱,但從唐朝到今天一直都在開墾“圩田”,湖上如東山人,江岸如江陰人,海邊如川沙人都保持勇武。


江南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生產力發達以後形成分工。不止是水稻,還有棉布、絲綢、茶葉、瓷器生產。長三角西部“低鄉”湖蕩地區普遍種植水稻,附以桑植(蘇州、湖州、杭州)。東部“高鄉”靠海,土地還沒有脫去鹽鹼,就大量種植棉花,紡紗織布(上海、川沙、南匯、奉賢、寶山、嘉定、崇明)。丘陵地帶不宜水稻、棉花,就種植茶葉,生產陶瓷(蘇州、杭州、常州)。最有意思的是,明、清時期的江南和十六世紀荷蘭一樣,形成了地區內部產業分工,每鄉每鎮都有自己的出品,於是迫切需要交換,因此商業發達。十六到十九世紀,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非洲、美洲,真還沒有三角洲這樣繁榮的社會局面。


孟德斯鳩和伏爾泰都是十八世紀的“地理環境論”者,但伏爾泰看東方,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整體,是一種文化。孟德斯鳩不同,他談論中國的時候,把江南做了單獨處理。伏爾泰與孟德斯鳩的差別,是籠統的博雅學者與專精的社會科學家之間的差別。孟德斯鳩對細節差異更加敏感,他說:“(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省份的土地肥沃異常,因此給歐洲人一個印象,彷彿這個大國到處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鳩說這是一個假象。在中國,江南是特別的,“對(江南)的防護與保持所需要的是一個智慧民族的風俗,而不是一個淫佚民族的風俗;是一個君主的合法權力,而不是一個暴君的專制統治”。在中國,“人們自然地傾向於奴隸性的服從”,只有在江南,“政權就必須是寬和的,像過去的埃及一樣;政權必須是寬和的,像今天的荷蘭一樣。”(以上均第283頁)因為當地人民是“勤勞”、“智慧”的,而且並不“奢侈”。


孟德斯鳩如此精心地區分江南和中國,我認為他已經提出了一個“江南特殊論”。中國是孟德斯鳩意義上的專制社會,江南地方卻發展出一個他所認定的開明的士紳社會。這裡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大家勤勞勇敢、節儉奮鬥,知書達理,尊重社會規則,比較有理性,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發展出來一個有所不同的政體。孟德斯鳩認為,江南是一個寬和社會,可以實行開明政治,這個結論在今天看起來還是富有啟發意義。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授權刊發,本文為“最‘藝’江南文化十講”之第六講“明清的江南文化與歐洲世界”,2019年7月26日於上海世博會博物館WE劇場)















點擊 藍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選內容:

人物|李鴻章|魯迅|胡適|汪精衛|俾斯麥列寧|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維特根斯坦|希拉里|特朗普|性學大師|時間|121518941915|1968|1979|1991地點|北京曾是水鄉|滇緬公路|莫高窟香港|緬甸蘇聯|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戰|北伐戰爭|南京大屠殺|整風|朝鮮戰爭|反右|納粹反腐|影像朝鮮古巴|蘇聯航天海報|首鋼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認識的漢字學人余英時|高華|秦暉|黃仁宇|王汎森|嚴耕望|趙鼎新|高全喜史景遷|安德森|拉納米特|福山|哈耶克|尼爾·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單|2016年度歷史圖書|2017年度歷史圖書|2018年度歷史圖書|2016最受歡迎文章|2017最受歡迎文章|2018最受歡迎文章


文章已於修改
https://weiwenku.net/d/201351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