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見!1922年他就預言中國能“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

北京日報2019-09-13 00:10:51


西方人關於中國的著述很多,但只有伯特蘭·羅素的《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出自一位哲學大家之手。


近代以後訪問過中國的西方哲人很多,但只有這位英國哲學家,在中國講學將近十個月以後,出版了這本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系統論述。


“英國哲人羅素50年前

預見到我國的光明前途”


對今天的年輕讀者來說,“中國問題”一詞可能有點陌生。從孫中山在1904年8月31日撰文“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到鄧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說“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近代以來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中國問題”這個詞逐漸少用。


但恰恰在這樣的背景下,伯特蘭·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卻特別值得一讀。


首先是因為,在這本書中,作者早在將近百年以前,就對“中國問題”的解決做出了確切預言:“中國物產豐富,人口眾多,完全能一躍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強國。


中國哲學家梁漱溟先生曾在1972年撰文誇獎“英國哲人羅素50年前預見到我國的光明前途”;但真正體現羅素中國觀之預見性的,還是在進入新世紀以後,尤其在中國進入新時代以後。


《中國問題》,【英】伯特蘭·羅素著,田瑞雪譯,中國畫報出版社出版


羅素在這本書中不僅討論了“中國問題”,而且提出了他自己有關中國的一個問題:走出積貧積弱之後的中國,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羅素說他很擔心,在為獨立自主而變得強盛的過程中,中國人會不會最後也走上帝國主義之路呢。


在羅素看來,為求自立自強,中國固然要向欺侮她的西方列強(及其東方模仿者即日本)學習科學和技術、工業和軍事,但中國如果在由此戰勝列強以後卻也像後者那樣恃強凌弱,如果在掌握了實現價值的有效工具以後卻把公正價值棄之不顧,那麼她可以說是名勝而實敗、外贏而內輸了。羅素在《中國問題》中一再表達的這個憂慮,或許可稱為有關中國的“羅素問題”。


對中國之“羅素問題”

可以說是有過明確回答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曾經在長沙聽過羅素演講,並且在其有關中國未來之思考中認真研究過羅素建議的毛澤東,對中國之“羅素問題”可以說是有過明確回答的。1949年9月21日,在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同時,毛澤東強調這意味著“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1956年下半年,毛澤東兩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同樣意思,尤其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90週年的時候,他撰文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並強調我們要永遠保持謙虛,“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大國沙文主義”。


60年後,在2016年11月舉行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的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以與時俱進的方式重申了一脈相承的承諾:“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好,也希望各國都發展得好,希望各國人民都能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我們要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共同創造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美好未來。”


按照“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我們為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發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人的美德被視作一根鞭子,

用以鞭打自鳴得意的西方人的後背”


先於羅素一年抵達中國、與羅素同日離開中國的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曾撰文對羅素的《中國問題》做高度評價,稱讚該書為“最近寫就的將西方讀者與遠東問題聯繫起來的眾多圖書中最富有啟發意義的一本”。


但杜威也指出,這本書的讀者如果不考慮其作者是在對西方文明極度失望的情況下“去中國尋找新的希望”的,“將會錯失本書主要的深遠意義”。


在杜威看來,在這本書中,“中國往往變成了一個閃亮的天使,以便表現出西方文明的陰暗。中國人的美德被視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鳴得意的西方人的後背。”關於羅素此書的讀者對象和寫作本意,杜威說的基本不錯;但說羅素幾乎沒有觸及“中國內部的問題,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轉變”,杜威卻有不夠公平之嫌。


其實,對於此書出版後將近百年的中國讀者來說,在羅素的《中國問題》中,不僅有關對中國未來發展之種種可能的展望,而且有關當時中國社會之種種弊端的議論,這些都是不難找到的;從這種展望和議論中得到有利於我們解決自己問題的啟發,也是可以期待的。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在百年之後仍然值得在中國重譯再版,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羅素那樣

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對話者


在今天語境下閱讀羅素的《中國問題》一書,除了上述實質性的理由以外,也有方法論上的理由。羅素在此書開篇就強調中國問題的重要性;針對這種重要性,他不僅投入了相匹配的研究精力,而且動用了多視角的研究資源。


羅素討論中國問題主要是為了解決西方問題,這固然限制了他的中國研究的視角和深度,但對中國讀者來說,這種研究進路卻未嘗不可以為我們的西方研究提供啟發。


羅素在《中國問題》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達了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讚美,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對中國未來的樂觀期待;就我們在當代世界參與國際對話——尤其是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對話——的努力而言,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欣賞羅素的這種態度,而是同時要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像羅素那樣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對話者;如果這樣的對話者在客觀上越來越少了的話,我們則要思考,如何通過我們更多更好的努力,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有效地論證自己的主張,在國際交往中更加廣泛地傳遞自己的善意。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週刊(作者童世駿,系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原標題為《羅素的“中國問題”與中國之“羅素問題”》


監製:童曙泉
編輯:姜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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